文明交流互鉴是人类和平与进步的大道—党员干部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人类社会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创造出了形态各异特色鲜明的灿烂文明。“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也是不同文明之间关系的一种基本历史态势。当今世界的文明版图，既是由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所塑造的，也是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人类社会和平与进步的反映。中国作为古老文明不间断延续至今的唯一大国，既需要在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重新定位自己的“文明身份”，也有志于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作出新的贡献。文明交流互鉴塑造了当今世界的文明版图现实的世界不仅是历史的延续，更是既往各种矛盾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从各种古老的文明到今天的世界文明版图，其间既有生生不息的文明传承，也有诸多文明的衰亡。历史上存在过的文明体或文明种类远比现存的要多，一些如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希腊文明、印第安文明等人类文明都曾有过辉煌时期，但其衰落后有的甚至只留下一些风雨剥蚀的遗迹或让人猜测的谜题。古代世界的文明曾经星罗棋布，文明的兴衰决定了世界文明的基本版图，而文明交流互鉴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文明的兴衰。从当今世界的文明种类和地理区域来看，文明的发展延续呈现不同的情形。一是本土原有的文明，通过对外交流获得了发展的动力或汲取了外来文明的成果，不断融汇其他文明而发展壮大，即使进程有曲折，但大方向和基本特质不变。中华文明从古代的“易儒道法释一体化”到新中国的“中西马”融合即属于此种情形。二是某种文明本身就是通过汲取外来文明而形成的，没有对外的交流借鉴，就不会有其独特文明类型的形成；虽然随着历史发展，其吸收借鉴的其他文明种类对象更多更广了，但其基本特质不变，比如日本文明。三是某种文明在地理区域上扩展，在保留自身特质的同时，又在对外交流中汲取其他文明的宗教信仰体系，作为自身文明的核心，比如西方文明。四是某种文明的地理区域相对集中，并且作为文明内核的宗教信仰保持了相对的封闭性，但是在历史上扮演过文明交流枢纽的重要角色，这种文明的精神传统（即宗教）与现代化之间既彰显冲突，也呼唤深入的交流对话，比如伊斯兰文明。五是在原有地理区域的基础上，某种文明先是受外来强势文明的“入侵”，后与外来强势文明相融合，形成新的文明类型，如拉美文明。此外，印度文明、东正教文明、非洲文明等，在对外交流中也各有特色。概括而言，各种文明都是在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延续、发展与进步的，文明交流互鉴塑造了世界文明的版图。古代文明的交流交往较之今日显得迟缓，但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深度和广度却超出人们的想象。一些文明的核心部分是汲取于另一种文明或来自另一种文明的输送。有些文明的优秀成果得到广泛传播后，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共有知识”或共有的生产生活方式，或经交流互鉴以另一种方式存续。起源于西亚地区的基督教，后来成为欧洲文明的宗教内核；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就曾经中国传至日本、朝鲜、蒙古等国，并融合不同国家传统文化价值内核而产生了新的形态；中国“四大发明”的每一项，对于人类文明进步都具有基础性意义。若没有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应用，难以想象《古兰经》和基督教教义能够得到广泛传播；火药的发明与传播也影响了15世纪后欧洲一些具有决定性的战争与革命的结果；指南针传播到欧洲之后为新航路的开辟提供了航海罗盘技术。中国与欧洲之间，在“西学东渐”之前有过长期的“东学西渐”。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据信也曾指出，“求知，哪怕远到中国”。阿拉伯人不仅在经商、航海、医学知识方面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文明交流的枢纽，更是将实际上由古代印度人发明的“阿拉伯数字”传播到全世界，成为“数字化时代”的先驱。自西汉时期张骞通西域开辟丝绸之路，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被大大推进，如今世界文明的版图具有了新形态。虽然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将现存的世界文明形态分为七种或八种，但文明分野体现的是不同文明在特质和内核上的差别，其并不否定文明的交流互鉴。事实上，文明正是在交流互鉴中凸显了彼此间的特质与内核差异，同时也有越来越多共享融合的内容。文明共享与融合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当今世界的文明版图是由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而塑造的，是文明多样性与文明独特性的统一。一个和平与进步的世界需要文明交流互鉴当今世界处于全球化时代，便捷的交通、日新月异的通信技术等都表明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有了更好的外在环境与物质基础。同时，尽管大国较量、宗教极端主义、地区冲突、恐怖主义等不利于和平与发展的因素时有抬头，但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各国人民对一个和平与进步世界的诉求，表明了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具有强大的内在动力。世界文明也不应该只有静态的版图分划，更应有积极的交流互鉴。然而，冷战结束后至今，在世界文明问题上出现了四种不得不面对的论调，即“文明冲突论”、文明上的“西方中心主义”，以及“普世文明论”和“文明优越论”。这四者不仅是一些西方思想家的观念，也是某些西方国家的政策指导，四者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在深层次上，它们是许多国际政治矛盾的缘由及世界和平与进步的制约因素，背离了文明交流互鉴的精神实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无疑是冷战后关于文明问题影响最大的全球政治理论。其认为在后冷战时代，不同国家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体现在意识形态、政治或经济领域，而是体现在文化上，未来的冲突将沿着文明的断层线展开。亨廷顿认为，在后冷战时代正在显现的世界中，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关系不仅不紧密，反而常常是对抗性的，某些文明之间的关系比其他文明之间更具冲突性。在微观层面上，最强烈的断层线是在伊斯兰国家与其东正教、印度、非洲和基督教邻国之间；在宏观层面上，最主要的分裂是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间。“在所有的文明之中，唯独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产生过重大的、有时是压倒性的影响。因此，西方的力量和文化与所有其他文明的力量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就成为文明世界最普遍的特征。”尽管亨廷顿表示，他所期待的是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注意，而非提出“自我实现的预言”，这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文明的对话”，但从冷战后美国对外政策与国际政治现实来看，“文明冲突”是一条可见的线索。文明上的“西方中心主义”，是近代以来几个世纪西方在实力与文明双重强势下的产物，其把西方的政治价值观念、利益考量与看待世界的思维方式体系化标准化，将西方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样板与准则，将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作为世界的共有政治制度模式和意识形态，将西方的利益或其国家的利益作为政策考虑的核心，甚至将西方的历史演进看作整个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路径。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已被证伪的“历史终结论”，反映在现代国家的制度模式与自由民主政治意识形态问题上，就是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建立在线性历史观基础之上的西方文明中心主义，实质上也是“文明霸权主义”。与此同时，不管是文明上的“西方中心主义”还是“西方文明霸权主义”，都有以西方文明为标准构建“普世文明”的冲动，试图将本来多样化的人类文明单一化。这种构建“普世文明”的政策行为和价值观念，必定是与文明交流互鉴相对立的。构建“普世文明”不仅不是合理的政策选择，反而带来的可能是世界文明版图的退化和不同文明主体国家之间的对抗与冲突。“西方文明中心主义”和“普世文明论”的思想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文明优越论”，即认为其他文明应该是西方文明的追随者，要尊崇西方文明的榜样和引领角色，因此往往居高临下。西方文明缺乏的是文明平等的心态与平等对话的政策主张。尤其是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文明”为界限拉帮结伙，来对付如儒家文明的中国与伊斯兰文明的伊朗等其他文明的主体国家。西方霸权国家或主要国家的这种自以为是、强人所难，无疑与世界和平与进步所要求的文明交流互鉴背道而驰。以中国的文明观引领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为了推动构建一个和平与进步的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必要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习近平总书记还在不同场合明确强调：“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扎根于本国本民族的土壤之中，都有自己的本色、长处、优点。我们应该维护各国各民族文明多样性，加强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而不应该相互隔膜、相互排斥、相互取代，这样世界文明之园才能万紫千红、生机盎然。”“不同文明凝聚着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贡献，没有高低之别，更无优劣之分。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人类历史就是一幅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鉴、融合的宏伟画卷。我们要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中华文明之所以是世界文明史上唯一绵延五千年而不绝的文明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比较和考察。其一，基于文明的物质生产方式评判，中华文明源于农耕文明。人类文明据此标准可以分为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商业文明、海洋文明等。文明的许多特征是与其生产方式的基础相联系的，如“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文明民族善于将战争作为解决问题的选择手段，商业文明的主体民族善于利益计算和理性思维，海洋文明的民族善于冒险，这三种文明都具有“扩张性”，而农耕文明的民族性格内敛，加之“安土重迁”意识，使其成为典型的“内敛性文明”，而非“扩张性文明”。其二，在思想与观念形态上，中华文明是“以人为中心”的世俗文明。盘古开天、女娲补天、精卫填海、愚公移山这些神话故事和民族传说，其精神核心讲的都是人定胜天的力量而不是神对世界的创造。因为农耕文明也是定居文明，“长幼有序”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生活方式，必然重视人际伦理与人情面子。中华文明是世界所有主要文明中唯一的世俗文明。而与之相反的以宗教为内核的文明类型，都是将人的价值与观念置于“神的统治”或“人—神二元结构”之下，它们属于宗教文明。其三，在思维方式上，与农耕生产方式和人际伦理相联系的中华文明，养成了“中庸”思维和“天人合一”、以物拟人的模拟思维特征。在这一点上，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在特质上有很大不同。当然，这里讲的只是中华文明的传统特性，不是中华文明现代性转化之后的新内涵。中外文明的互补性显而易见。比如，当今世界具有主导性的文明是西方文明，一方面它自文艺复兴运动时起对人性觉醒的强调，自17世纪以来对启蒙运动所成就的自由、民主、科学、理性的崇尚，对全球性国际体系的建构和人权价值与主权秩序的认知，都具有历史进步意义。但是作为“扩张性文明”，西方文明除了用殖民主义战争侵略别国或干涉别国内政、用文化殖民主义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普世化”，其“单一神”作为世界最高统治者的宗教信仰也容易造成与其他“单一神”宗教信仰民族的对抗，因而经常有以武力解决问题的冲动，造成对世界和平的破坏。从更深层的角度来说，西方文明的科学、理性带来“祛魅”和对人类生存意义的稀释与挑战，建立在“理性自私”哲学观基础上的主权国家体制容易陷入困境。而中华文明基于农耕生产生活方式基础上的诗性文化、人文精神与艺术审美，对西方文明具有“中和”作用。中华世俗文明的中庸、包容，也不像某些以宗教为内核的文明那样容易导致极端主义。当然，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对中国来说意义也是极其重大的。自近代以来，中国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既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也引进马克思主义，最终走上了具有“中西马”文明融合性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如今，文明交流互鉴既是一个世界性命题，也是一个现代性课题，是世界各国的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家们研究的主题。面对全球化时代新的世界文明版图以及人类所共同面对的一系列挑战，中华文明既需要重新定位，不断推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也需要为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作出新的贡献。一方面，五千年绵延不断的历史，博大精深的内涵，自强不息、旧邦新命、以和为贵、以人为本的精神等，都是中华文明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中取长补短、有所作为的基础。另一方面，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高屋建瓴的眼光和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在文明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更为系统的重要论述，特别是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引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思想旗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既是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等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重要成就，也表明中华文明提升了人类思想的新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地域、特色之别，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这些重要论述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指明了方向。当然，就中国而言，作为一个具有优秀文明伟大实践传统的国家，在拥有“引领世界”精神和“高屋建瓴”理论构建的同时，更要着眼政策的落脚点，即以中国自身的文明为根基，推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