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乡村基层治理 助力农村共同富裕浦江经验·枫桥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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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浦江经验

第一部分 浦江经验什么是“浦江经验”把时钟拨回20年前——信访老户多、越级上访多、缠访闹访多，让浦江被封为“浙江信访第一大县”，群众意见很大。2003年9月18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总书记亲自倡导并带头到金华市浦江县下访接待群众，当日省、市、县三级100多名领导干部，分别在14个接待室接待了436批667人次群众，当场解决了91个问题。总书记共接待9批20余名来访群众，现场解决包括省道拓宽改造、学前楼拆迁安置、失地农民生活保障等久拖未决的民生问题。 总书记这一在浙江工作时主导创立、身体力行的实践经验，就是以“变群众上访为领导下访，深入基层，联系群众，真下真访民情，实心实意办事”为主要内容的“浦江经验”。

第一部分 浦江经验“浦江经验”产生的背景当时，浙江在经济迅速发展的进程中，出现了流动人口增加、社会阶层分化、环境污染严重等新情况、新矛盾，基层政府职责不清、管理缺位、管理能力不足等问题也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越级访、重复访、集体访增多，信访热点问题十分突出，浦江县就是典型。群众上访的严峻形势迫切呼唤领导干部寻求群众工作形式和方法上的突破。在总书记的倡导推动下，浙江各级党政“一把手”亲自抓信访，带头搞下访，连续多年带队到信访问题比较突出、社会矛盾比较集中的县市区，采取提前公告的形式下访。《浙江省信访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的出台、“五级大接访”机制的推行，“预防在源头，化解在初始，息访在县域”信访生态的形成，标志着浙江由此建立并推广领导下访接待群众制度。 注：五级大接访内容：省级领导带头下访、市级领导定期接访、县级领导值守接访、乡级领导随时接访、村级干部上门走访。 《浙江省信访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发布，规定各级领导干部应当定期接待群众来访，省级领导干部每半年至少开展一次下访活动，市级领导干部每季度至少参加一次接待群众来访，县（市、区）领导干部每月至少安排一次定点接访。

第一部分 浦江经验“浦江经验”何以历久弥新这离不开当地“一任接着一任干”、二十年如一日的传承弘扬，但更深层的原因是“浦江经验”是人民所需、现实所需、时代所需。 这是坚持人民至上的内在要求。群众通过信访渠道反映出来的信访突出问题，既有新动向，也有老难题，但都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只有领导干部高度重视，强化责任担当，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调解、疏导等办法，才能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 这是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必然途径。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但一些地方仍然存在矛盾发现不了、问题解决不好、风险防控不住等突出问题。要想处理好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避免小事拖大、大事拖炸，做好“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是必然之举。 这是检验主题教育成果的重要标准。下访接待群众是考验领导干部能力和水平的大考场，来访群众是考官，信访案件是考题，群众满意是答案。只有多到困难多、群众意见集中、工作打不开局面的地方去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愿望，才能确保主题教育取得扎实成效。

第一部分 浦江经验新时代下如何践行“浦江经验”治理之道，莫要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20年来，从浦江的破题到全省的实践，再到全国范围的推广，“浦江经验”熠熠生辉，闪耀着治理智慧，彰显着中国共产党人为民造福的历史主动精神。传承好、弘扬好、践行好这一好传统好作风，需要跳出信访工作看基层治理，推动“浦江经验”迭代升级，展现新时代共产党员的新形象、新时代社会治理的新气象。 传承好“浦江经验”，要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推动以“浦江经验”为代表的一系列基层治理模式迭代升级，要进一步深化信访工作的制度化、法治化、数字化探索，以制度巩固创新成果，以法治保障规范有序，以数字赋能网上信访。 弘扬好“浦江经验”，要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领导干部要在直面矛盾中锤炼本领、增长才干，进一步提升主动服务意识，积极转变基层社会治理观念，从基层百姓最期盼的领域改起，从制约基层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改起，努力在切实解决问题上下功夫，在真正化解矛盾上做文章。 践行好“浦江经验”，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信访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践行“浦江经验”与“大兴调查研究”结合起来，汇集民心民情民意民智，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在群众工作中检视问题、修正错误，在调查研究中找准药方，在联系群众中赢得民心。

第二部分枫桥经验

一、什么是“枫桥经验”如果说“浦江经验”是自上而下的治理经验，那“枫桥经验”就是自下而上的治理经验。 枫桥经验，是指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县（现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的“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经验”，为此，1963年毛泽东同志就曾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枫桥经验”由此成为全国政法战线的一面旗帜。之后，“枫桥经验”得到不断发展，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党政动手，依靠群众，预防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枫桥新经验，成为新时期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的典范。

二、枫桥经验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初，诸暨市枫桥镇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创造“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 1963年11月，毛泽东同志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随后，中央又两次对“枫桥经验”作了批转。由此，“枫桥经验”成为全国政法战线的一面旗帜。 60年来，浙江历届省委、省政府都高度重视学习推广“枫桥经验”。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批示精神和中央在不同时期的具体要求，省委、省政府多次对这一典型进行具体指导，对全省各地学习推广“枫桥经验”提出明确要求。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省委围绕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新要求，把学习推广新时期“枫桥经验”作为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总抓手，抓基层、打基础，建机制、架网络，明责任、强保障，使“枫桥经验”在全省城乡基层单位全面推开，焕发出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2003年11月，总书记在浙江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40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要牢固树立“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的政治意识，充分珍惜“枫桥经验”，大力推广“枫桥经验”，不断创新“枫桥经验”，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党的十七大以来，省委围绕全面建设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的新任务，把深化“枫桥经验”作为深化“平安浙江”建设的重要载体，致力于关注民情、改善民生、发展民主、维护民安、促进民和，每年都召开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深化基层平安建设的有关会议，坚持每年集中力量突破一两个重点难点问题，扎实做好加强社会管理的基层基础工作。 新世纪以来，我省广大干部群众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在积累的基础上深化，创造“立足基层组织，整合力量资源，就地化解矛盾，保障民生民安”的新经验，建立“治安联防、矛盾联调、问题联治、事件联处、平安联创”的新机制，形成“党政动手、依靠群众，源头预防、依法治理，减少矛盾、促进和谐”的新格局，体现了“枫桥经验”的地方特色和时代特点。 如今，“枫桥经验”已成为我省乃至全国平安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大法宝

 三、“枫桥经验”+“浦江经验”的具体实践浦江县岩头镇蜈溪村和郑宅镇玄鹿村，是紧邻的两个村。2020年，蜈溪村建起的砂石场因占用了玄鹿村的一块地，引发跨乡镇纠纷，双方矛盾不断升级。此后，金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浦江县委书记等两级领导三次接访，确定了蜈溪村对玄鹿村的补偿方案（浦江经验）。 “补偿款虽然拿到了，但两村村民互相不服气。这时，村里干部发挥作用，通过做思想工作，终于解开了大家的心结。”玄鹿村党支部书记郑国防说（枫桥经验）。 “冤家村”重回“亲家村”，是“浦江经验”与“枫桥经验”并行创新基层治理的结果。 从浙江实践情况看，“枫桥经验”可以化解绝大部分“小矛盾”，而“浦江经验”则能够解决剩下的“大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基层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的闭环系统。”浙江省信访局副局长夏文星说。

 四、新时代下如何践行“枫桥经验”第一，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要求。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基层和谐稳定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要立足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实践要求，建立与巨大人口规模相匹配的工作力量和工作机制；立足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实践要求，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立足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的实践要求，在维护当事人物质利益的同时保障其精神利益，在解决纠纷的同时纠正认知偏差、解开思想疙瘩、理顺负面情绪；立足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实践要求，在化解基层涉及山水林田湖草沙等自然资源的矛盾纠纷时践行生态文明理念，既调节人与人的关系，也调节人与环境、人与自然的关系；立足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的实践要求，强化涉外法律服务，更好促进基层社会和谐稳定。

第二，主动适应社会矛盾纠纷特征变化。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社会矛盾纠纷呈现一些新特征新变化。矛盾纠纷涉及的主体范围更加广泛，利益关系更加复杂，争议内容也更加多样，既有关于财产权等传统权利的，也有关于数字权利等新型权益的；矛盾纠纷既出现在现实场域，也发生在网络空间，并且现实与虚拟交织、跨地域跨领域的矛盾纠纷显著增多。这给社会治理工作带来新的更大挑战。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需要主动适应社会矛盾纠纷的新特征新变化，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要在党的领导下，调动基层政府、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经营主体、新社会阶层、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等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发挥好调解、仲裁、行政复议、诉讼等多元方式化解矛盾纠纷的作用，加强新技术运用，努力在最低层级、用最短时间、花相对最小成本解决问题。

第三，强化基层社会治理制度支撑。 国家制度是国家治理的根本依据。增强基层多元解纷合力，做到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必须坚持以系统观念谋划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在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中更加注重制度的系统集成、协同高效，切实把加强法治建设贯穿制度建立与执行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制定完善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党内法规，依法明确基层党组织、政府、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等在预防调处化解矛盾纠纷中的职责；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的制度通道；形成制度化的协作衔接机制，促进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加强联动，强化非诉讼和诉讼对接，推动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化解，确保各项制度接地气、有特色、真管用，为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提供多层次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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