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本文简要阐述了社会转型期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和冲突，提出了当前应对社会冲突的主要路径——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此外，在分析全省各地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例的基础上，从培育社会力量、拓展社会参与空间、畅通社会参与渠道等方面，对实现多元主体共同治理提出了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与此同时，社会矛盾凸显，社会问题频发，引起各级党委政府及全社会高度关注。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强社会建设、改进社会治理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将其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在要求。在社会转型期应对社会冲突，关键是要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依法参与管理，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一、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冲突
“社会转型”意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进行转变。社会转型的内涵主要包括了体制的转型和社会结构的转型。可以说，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一场全面的、整体性的社会结构的变革，是一个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与社会结构同步转变的过程，是社会失衡和社会协调相伴的过程，是社会秩序重构与整合的过程。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社会转型期，是社会进步和社会代价并存、社会发展与转型风险并存的时期。尤其是我国，属于后发型现代化，追赶型的发展模式能使我国在短时期内取得显著的成绩，但同时也把现代化过程中所涉及的矛盾与问题集中在一个相对短的时期内，这样一来化解社会矛盾的时空也被极度压缩，社会张力加大，增加了发生社会冲突的风险。
总体来看，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主要风险来自于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经济结构已经是工业社会中期偏后阶段的结构，而社会结构还处在工业社会的初期阶段，存在着严重的“结构差”。这种“结构差”是导致社会冲突的根本原因。一是社会主体碎片化，即越来越多的人由“单位人”变成“社会人”，而社会人是悬浮的、碎片化的，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导致了组织性和凝聚力的降低。二是利益冲突复杂化，主要是阶层结构更加复杂，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往往存在矛盾甚至对立，利益博弈十分明显，利益协调的难度越来越大。三是资源分配两极化，越是处于社会阶层顶端的人们越是掌握着更为丰富的社会资源，越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却只拥有较少的社会资源，致使贫富两级分化加剧。四是价值观念功利化，突出表现在一些应当遵从和奉行的价值理念发生了畸变与异化，呈现功利化的趋向，整个社会对道德滑坡的忧虑越来越深。五是社会心态焦虑化，主要是社会结构剧烈变革使得原先的 “保护壳”被打碎，新的 “安全阀”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人们内心里埋下了焦虑的“种子”，每个阶层都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
一般我们认为，社会冲突、社会问题是负面的东西，是不稳定因素。这种看法不能说不正确，但过于片面。许多从事社会冲突研究的学者认为，稳定与变迁，是社会存在的两种基本形态；一致与冲突，都是社会存在的基本动力。冲突引起社会变迁，社会变迁排除冲突的消极影响。通俗地讲，也就是冲突的存在，可以助推社会改革，从而促进社会进步。科塞就认为，冲突绝不仅是一种破坏社会稳定与整合，单纯只引起变迁过程的因素，冲突对于社会的团结、一致、稳定、整合同样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社会治理及在中国的发展
讨论社会冲突，自然离不开社会管理。中国传统的社会管理，具有几个鲜明的特点：重管理防范、轻服务；重管制控制、轻协商协调；重事后处置、轻源头管理；重“刚性”、轻“柔性”；重政府作用，轻多方参与。而这几个方面的特点，都和“全能型政府”的观念有着紧密的关系。在这样一种单一主体，以控制为主要手段的社会管理模式下，造成了传统的稳定，也就是静态稳定，这种稳定主要是通过抑制的手段维持现存的秩序。静态稳定带来的是一定时期内社会的安定，但这种安定是表面的。随着社会转型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被掩盖在表面的平静下面，一旦这些问题积聚到一定程度，超过了静态的平衡力，就会集中爆发出来，影响社会的和谐。
正是看到了传统社会管理的不适应性，中央把社会管理创新提上了重要日程。党的十八大将“四位一体”扩充为“五位一体”，明确提出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将社会治理体制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为标志，从政策层面来讲，社会管理完成了到社会治理的蜕变。当然，从实践层面来讲，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那么，什么是社会治理？社会治理和社会管理又有什么不同呢？罗西瑙将治理定义为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管理机制，它们虽未得到正式授权，却能有效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