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毛泽东同志独立自主的 探索和实践精神

前 言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名字，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光辉的思想，这个名字和思想同我们党的历史、人民军队的历史、新中国的历史、中华民族的历史息息相关、紧密相连。今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三十周年。学习和缅怀毛泽东伟大而光辉的业绩，学习和继承他崇高的精神风范，对于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坚定信心、同心同德，埋头苦干、勇毅前行，创造新的历史伟业，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本文仅就学习毛泽东独立自主的探索和实践精神，谈点认识和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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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毛泽东思想

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1963年9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由中央委员会主席艾地率领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时，回顾中国共产党历史，曾讲过这样一段话：“离开了先生，学生就自己学。有先生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这是一条真理。过去我们就是由先生把着手学写字，从一九二一年党成立到一九三四年，我们就是吃了先生的亏，纲领由先生起草，中央全会的决议也由先生起草，特别是一九三四年，使我们遭到了很大的损失。从那之后，我们就懂得要自己想问题。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

毛泽东的这段谈话，是对我们党从1921年7月建党至1935年1月召开遵义会议的历史所作的概括性叙述，这段叙述不仅讲得准确权威，而且讲得非常形象和生动。毛泽东后来还说过：“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回想这一段历史，我们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一路走来是十分不容易的。

事非经过不知难，成如容易却艰辛。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下建立的。1921年7月，我们党召开一大时，共产国际派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参加了会议，两个人还在会议上讲了话、作了指示。党的一大通过的第一个纲领中专门写上了“联合第三国际”的内容。1922年7月，党召开二大时，通过了一个决议，正式加入第三国际。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下属支部。按照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和纪律规定，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那么，从此以后共产国际所作出的一切决议、决定和指示，中国共产党都必须无条件贯彻执行，而中国共产党党内的一切重要事项也必须及时向共产国际请示报告。这就提出了一个如何处理好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也就提出了一个如何保持中国共产党自身独立的问题。第三国际成立于1919年，于1943年解散，共存在24年。

1956年9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曾提到过第三国际，评价了中国共产党与第三国际的关系。毛泽东说：“第三国际两头好，中间不好。季米特洛夫同志是较谨慎的。日本投降前，第三国际解散了，我们的事就好办了，就像生产关系改变了，生产力得到解放一样。”所谓“两头好”，就是共产国际早期和晚期给了中国革命很多正确的指导与帮助。所谓“中间不好”，就是指中期特别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的筹备和召开，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国际作出过许多错误的决定和指示。王明等人上台，之所以在党内能推行“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且长达四年，与共产国际有很大的关系。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召开遵义会议，这次会议是在我们党与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就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和总结，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并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为了贯彻落实遵义会议精神，此后召开的中央会议还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定。

历史充分表明，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地位。在党的历史上，我们党共作出过三个历史决议，这三个历史决议都对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价。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遵义会议，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从这一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独立自主，对我们党、红军、中国革命所产生的极其重大的意义。

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独立自主中开拓前进毛泽东思想

对独立自主问题，我们党成立伊始就高度重视，早期党内就有人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探索和思考。但是，比较系统地完整地确立独立自主原则和提出独立自主重要思想的则是毛泽东。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深刻指出：“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他鲜明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反对 本本 主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创立了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正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坚持独立自主，才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此之后开展的延安整风，使全党达到了高度的团结和统一，成为“一块坚硬的钢铁”。在党的七大上，党总结历史经验，将独立自主确定为重要方针。毛泽东在七大上所作的结论中指出：“全党团结起来，独立自主，克服困难，这就是我们的方针。”毛泽东还将能否实行这一方针视为对我们党的重大考验，他说：“现在对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大考验，考验我们究竟成熟了没有，有本事没有。”独立 自主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中，党领导人民开拓前进，演绎了一个个独立自主的精彩篇章。这里特别值得我们大书特书的一个经典实例是，解放战争时期党对打过长江去的战略决策。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发起后，解放战争的战局已显端倪。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将革命停止下来、半途而废？这成为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中国的战局关系和影响着世界的政局、格局和走向。美国、苏联两个大国和以美国、苏联为首的两大阵营都在进行着深度谋划和深入观察。解放战争时期

1948年12月30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写的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明确指出：“要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指出蒋介石的“和平”建议是虚伪的，他所提出的和谈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而是继续战争的条件。声明表示，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8项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个时候，斯大林委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到中国听取意见。建国之初

1949年1月31日，米高扬经周转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先后见面。米高扬表示：“我们是受斯大林同志委托，来听取毛泽东同志意见的，回去向斯大林同志汇报。”毛泽东在会谈中指出，到目前为止，中国革命发展较为迅速，军事进展也较快，比过去我们预计的时间要短些，就能过长江，并向南推进。估计渡过长江后，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攻克南京、上海等大城市。他向米高扬介绍了中国国内的军事、政治形势和夺取全国胜利及筹建新中国等情况。

渡江战役 2月8日，米高扬离开西柏坡回国。苏共中央和斯大林听取了米高扬的汇报后认为，如果中国的内战继续打下去，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幼年的那个党了，中国共产党经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的战火洗礼，已经发展壮大、已经成熟、已经有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毛泽东和党中央经过周密分析、深入研究，最后果断决策，“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在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后，人民解放军及时发起渡江战役，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南半个中国，最终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今天我们回想这个决策，它是需要多么大的胆略和气魄啊！我们党对独立自主原则运用得多么好啊！假如当年我们党听取和采纳了斯大林和苏共中央的建议，那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新中国成立时 1949年6月，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后，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我们党都坚持了这一方针。值得一提的又一个经典实例是，毛泽东拒绝了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提出的同中国建立共同潜艇舰队和在中国建设长波电台的建议。

1958的意见相左 1958年上半年，赫鲁晓夫建议在中国建一个长波电台，后来又提出要在中国修一个不冻港，建立共同潜艇舰队。毛泽东对此十分生气，断然予以拒绝。他认为，这严重地侵犯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他言辞尖锐地说：“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你们可以说我是民族主义”，“如果你们这样说，我就可以说，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毛泽东的严肃态度，使赫鲁晓夫感到事态严重，立即动身秘密来华向毛泽东作解释。从7月31日到8月3日，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举行了4次会谈，最后以赫鲁晓夫收回要求而告平息。

中苏关系紧张 随着中苏两党论战升级和两国关系走向紧张，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给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特别是“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带来严重困难。国防尖端科技项目是“上马”还是“下马”，大家意见很不一致。毛泽东明确指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不能放松或下马。陈毅说：“即使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主管国防科技工作的张爱萍对科技人员说：“再穷也要有一根打狗棒”。这形象地表达了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对发展我国国防尖端武器的坚强决心和坚定态度。在这种背景和条件下，中国人民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毛泽东说：“苏联把专家撤走，撕毁了合同，这对我们有好处。我们没办法，就靠自己，靠自己两只手”，“离开了先生，学生就自己学”。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困难，走出困境，成功研制出了“两弹一星”，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

改革开放后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曾讲到这件事，谈到它的重大意义时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后来他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谈到“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时强调：“中国本来是个穷国，为什么有中美苏‘大三角’的说法？就是因为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为什么说我们是独立自主的？就是因为我们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否则，只能是看着美国人的脸色行事，看着发达国家的脸色行事，或者看着苏联人的脸色行事，那还有什么独立性啊！”可以说，没有独立自主，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不会有中国人民的站起；就没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也就不会有中华民族在世界东方的巍然屹立。

坚持独立自主，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毛泽东思想

独立自主是毛泽东为我们党和国家确立的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 我们党坚持独立自主，成功走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之后，又成功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现在，我们正行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征程上。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独立自主的探索和实践精神，得到了传承和弘扬；毛泽东创立的独立自主的原则和思想，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改革开放必须从各国自己的条件出发。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中国是这么大的国家，我们做的事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中国有自己的特点，所以我们只能按中国的实际办事”，“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