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政公文，1943年新四军党内整风发生的“黄花塘事件”，是党史上一桩不太起眼的插曲，对当事人陈毅来说，用火中涅槃的党性锻炼来形容，实不为过；对调解者毛zd来说，则是一次劝人察人的成功范例。
  1943年6月新四军整风审干时，陈毅与饶漱石，一个是新四军代军长兼军分会主席，一个是华中局代书记、新四军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两位主官，一个领军，一个管党。陈毅豪放洒脱，不拘小节，坦诚大度。饶漱石严肃严厉，好从大的政治原则上看事情，让人畏惧。若心无间隙，这样的配备可以互补，还算理想格局。
  偏偏两人有些搞不来。饶漱石对陈毅的作风有成见，曾对人说，陈毅经常吟诗作词，资产阶级的作风不改，迟早要跌跟头的。反过来，饶漱石在皖南事变发生后一段时间和党组织没有联系，陈毅则曾有过怀疑；饶在会上批判项英有过分之词，而陈毅因和项英在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共过患难而感情复杂。整风审干开始后，陈毅因为在中央苏区时期经历过严酷党内斗争，提醒大家注意把握原则，主抓整风审干的饶漱石却不认同。饶漱石一度离开军部到各师巡视，陈毅主持会议对他提了不少意见，饶漱石则反过来找更多人谈话，搜集对陈毅的意见。
  由于个性差异，工作分歧，对人处事又有不同看法，两人关系越来越紧张。1943年10月，饶漱石在安徽盱眙（今属江苏）黄花塘主持整风会议，公开点名批判陈毅，头一条错误就是反对毛zd，根据是陈毅1929年主持红四军七大选掉了毛zd的前委书记，并取而代之。不明真相的干部一听，这还得了？结果，除了粟裕、黄克诚等少数人外，都表态支持饶漱石的发言，纷纷起来批判陈毅。
  事后，饶漱石给毛zd、**发去一份长达1500字的电报，列出陈毅的“十大错误”，诸如“一贯反对毛zd同志”“反对政治委员制”“破坏党的团结”“个人主义”等等，电报结尾明确要求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看来是非把陈毅挤走不可。新四军有的领导干部也联名致电中央，指明陈毅的错误。按说，新四军干部是项英、陈毅领导三年游击战时期的班底，跟陈毅的关系不可谓不深，但在整风审干的背景下，大势却不在他这一边。不少人以为陈毅犯了大错误，不敢同他来往，连平时的棋友也不上门了。
  两位主官生出矛盾，势必影响华中抗战大局，只能先调走一个。11月8日，毛zd回电陈毅和饶漱石，让陈毅赴延安参加党的七大，以便“明了党的新作风及应该重新估计的许多党内历史上重大问题”，并明确陈毅来延安期间，暂由副军长张云逸代理军长。
  陈毅是带着诸般委曲上路的。他在留别诗中说：“知我二三子，情深更何言。去去莫复道，松柏耐岁寒。”理解自己的人也就两三个，陈毅心理包袱之重，可想而知。以残菊傲霜、松柏耐寒自喻，已经是很克制的了。当然，他期盼到延安后可以向毛zd澄清一些事情。
  果然，1944年3月上旬一到延安，陈毅就提出要在中央会议上谈谈自己与饶漱石的矛盾。毛zd的回答却出乎意料：“如果你谈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谈华中抗战的经验，那很好，我可以召集一个会议，请你谈三天三夜。至于与小饶的问题，我看还是不要提，一句话也不要提。关于这件事，华中曾经有个电报发到中央来。这电报在，如果你要看，我可以给你看，但是我看还是暂时不要看为好。”陈毅只好说：“那我就不看，华中的事也就不谈。”话虽如此，心里似乎更没有底了。
  毛zd也不是不重视化解陈、饶矛盾，但如果陈毅一到就急着谈，反倒不利于解决，让陈毅沉一沉，调整心态再说会更好些。3月中旬，毛zd约谈陈毅，问了些他与饶漱石关系的情况，同时指出陈毅的若干毛病，希望他能作自我批评。陈毅初步了解到毛zd的观点和初衷，接受了批评，并向饶漱石和华中局发了一份包含有自我批评内容的电报。其中说：自己在“某些认识上和处理方式常有不正确的地方。由于自己有遇事揣测，自己又常重感情，重细节，不正面解决问题，对人对事不够严正等等陈腐作风，这样于彼此协合工作以大的妨碍”“我自惭最近一年来在华中的工作尚未能尽我最大的努力”。
  陈毅这个表态，毛zd是满意的。他随即致电饶漱石并转华中局和新四军军分会：“陈、饶二同志间的争论问题，仅属于工作关系性质”；陈毅在红四军七大前后同毛zd的争论，“并非总路线的争论，而且早已正确地解决了”；抗战初期“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不能与项英同志一概而论”。总之，“陈毅同志都是有功劳的，未犯路线错误的。如有同志对以上两点不明了时，请漱石同志加以解释”。把陈毅的问题与路线错误摘开，是一种定性的评断；让饶漱石出面向其他领导干部解释，确也是很高明的一招。
  本来以为事情就此画上句号，但饶漱石那边却有了情绪。3月下旬，他以个人名义给毛zd回电，表示“陈和我的争论，既非属于重大路线，也非简单属于工作关系性质，而是由于陈同志在思想意识、组织观念仍有个别毛病。他对统一战线，对文化干部，对某些组织原则，仍存有个别右的观点。对过去历史问题，存有若干成见，且有时运用很坏的旧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