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专题党课：从学党史中感悟和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按照机关安排，在七一前夕，我跟大家讲次党课，一方面，交流近期自己学习的心得体会，另一方面，也是借此机会与大家集体交心谈心。今天，我主要谈两个方面的体会，一是从学习党史中感悟初心使命；二是从自我修炼中践行初心使命。第一，要从学习党史中感悟初心使命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注重从党的历史和经验中汲取开拓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是党的一个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我们这一代人没有经历革命战争年代血与火的考验，没有参与新中国成立以后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大多数人没有经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反面教育，也没有经过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洗礼，对党的历史认识理解不深不透，对党取得的成就以及历史曲折缺乏亲身感受和直接体验，需要比较系统地学习党的整个历史，接受生动具体的党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中国共产党建立99年了，回望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可以从中更深刻感悟党的初心和使命。（一）从党的奋斗史回顾初心使命大家都知道，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选举出以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的党的领导机构，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的面目就为之一新了。但是，中国为什么会建立共产党？又是怎样建立共产党的？据考证，1899年在中文报刊上第一次提到马克思和马克思学说的是上海基督教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一个名叫李提摩太的英国传教士翻译了一个名叫蔡尔康的人写的《大同学》的文章，里面讲到了马克思和马克思的学说。他翻译的马克思中文译名，与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这三个字是一模一样。中国人见到马克思形象的画像是在8年以后，也就是在1907年，世界社出版了一本人物画册《世界名人六十人》，那里边有马克思大胡子的画像。这就是中国人最初对马克思的了解。那么，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产生70多年后，才被中国人所接受呢？这是基于20世纪初的世界和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俄国十月革命，一件是中国的五四运动。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同志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指出：“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也就是说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了建立没有人剥削人的美好社会，马克思主义被中国社会所需要，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在五四运动中，6月5日后，上海的工人进行罢工声援学生，这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独立地登上了历史舞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就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经过了（1923年6月至1927年7月）的大革命时期，也就是北伐战争时期；（1927年8月至1937年7月）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的抗日战争时期；（1945年8月至1949年10月）的全国解放战争时期。这几个时期几乎年年在打仗，也称夺取政权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走过了曲折发展的道路。其间经历了从大革命战争失败到土地革命的兴起、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两次大的历史性转变。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全国性的胜利。那么，为什么是中国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或其他什么党能取得胜利？还是要回到我们党的性质上来，我们党的是什么样的党。现行党章中有明确规范的表述。其实70多年前《解放日报》社论的一段话讲的就很具体、很生动。1945年6月11日，党的七大闭幕后，6月14日，党中央主办的《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的社论，社论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是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解放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做一个共产党员，对于人民，只有特殊的义务，没有特殊的权利。共产党员，首先是人民的勤务员，然后才是人民的领导者，首先是人民的学生，然后才是人民的先生。人民是自己解放自己，共产党员如果依照教条或狭隘经验，站在人民头上，强迫人民依照自己的主观愿望去进行解放斗争，那怕这种主观愿望、这种动机是为人民的，结果是办不通的，人民是不要这种自称为共产党员的人的。但是，如果共产党员做人民的学生与勤务员，虚心向人民学习，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人民的意见集中起来，然后站在之中，做人民的模范，与人民一起坚持下去，相信人民自己解放自己，那末，人民就非要这种真正的共产党员不可，因为如果没有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共产党作为领导者，人民的解放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说，我们党从成立之初，就是为了让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就是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终是为了“天下大同”，实现共产主义。（二）党在战争年代的几次重要会议和重大事件1.党的一大。我们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始的，我们走的再远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路。党的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1921年7月23日-31日，13名知识分子来到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会议最后一天由于暗探的干扰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的。出席大会的13位代表包括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以及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选举出以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的党的领导机构，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个事弄不好就要掉脑袋，当时很多人不看好，包括出席会议的代表们也不一定完全理解这个会议的重要意义。我们党重要的发起人陈独秀和李大钊都错过了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从当时的条件下，他们认为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陈独秀在陈炯明统治下的南方政府出任教育厅厅长，正在筹一笔钱，人一走，这笔钱就可能没了，所以不能到上海去。李大钊因为北洋军阀政府财务困难，停发了北京8所高校的教职员工薪资，这8所高校成立了联合委员会，他是重要负责人，要去追讨工资，不能参加会议。中共一大13名代表，其中最年轻的是应城市的刘仁静，当时年仅19岁，北京大学大学生。1983年接受采访时，81岁的刘仁静老老实实、实实在在地说了这么一句话：“根本没想到是这么重要的一次会啊！不就到上海开个会嘛，谁想到是这么重要的一个会呢？”共产党的成立何等的重要！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当年有谁在意？一大开完，走的走散的散，各奔东西，13位一大代表最后人生的结局也大相径庭：有三个成了汉奸，完全走到了党和人民的反面，1938年张国焘被党开除，陈公博、周佛海脱党后成为了汪精卫政权的高官、汉奸；1927年包惠僧脱党，后来成为国民党的中将；1930年刘仁静被党开除，87年发生交通事故死亡；1923年李达脱党、1924年李汉俊（潜江人，一大就在他哥哥的住所召开）脱党，这两个人因为不满陈独秀的霸道作风与陈独秀发生矛盾而退党，建国后又申请入党；陈潭秋、何叔衡、邓恩铭、王尽美4个人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最后只有毛泽东、董必武坚持共产主义理想看到了新中国的成立。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董必武，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这些脱党的、被开除党籍的、甚至成为叛徒人无论从智商、学历、出身、影响力等方面来看，都不见得会比毛泽东差，其中张国焘是中共一大执行主席，宣布大会开幕、宣布中国共产党成立，毛泽东只是一个负责会议记录的书记员。但张国焘最后在国民党军统当了特务，中共一大执行主席和国民党特务联系在一起，这是什么样的历史命运？假如历史是可知的，作为中共的发起人，他们要是知道自己亲手成立的党28年后夺取了全国政权，会做出这么糊涂的事吗？他们竟然不相信共产主义了，他们能不糊涂吗？所以初心最重要，理想信念更重要，理想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信念的滑坡，是最致命的滑坡。放弃了正确的理想信念，也就丧失了做共产党员的资格，也就不能走到我们中间来！树立初心不容易，坚守初心更不容易，同一个起点，截然不同的归宿！真是英雄辈出，大浪淘沙！2.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立。1927年4月27日，在武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5月9日大会最后一天，选举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党内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共有委员、候补委员10名。在那个血雨腥风的残酷斗争年代，干革命就是拿命在干。大家前些时都看过话剧《王荷波》，知道了这位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主席，最后由于叛徒的出卖，被反动派抓捕杀害。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杨匏安，1931年因叛徒出卖被捕，他曾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当过国民党中央党委和代理组织部长，属于“高官”，蒋介石几次派人劝说，他将蒋介石写的劝降信撕碎，蒋介石打电话到监狱，他一听到就摔掉电话，后也被秘密杀害。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10名委员，有8人先后牺牲，无一变节，无一叛变，经受住了血与火的考验。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对党忠诚”的誓言，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怀念！1927年6月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这样描述：“为巩固党的一致及权威起见，在全国代表大会及省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并首次将“政治纪律”概念引入党的纪律检查制度。自1927年中央监察委员会成立之日起，党内监督机构先后出现过监察委员会、审查委员会、党务委员会等名称变化，党内监督机构具体职责也随着党面临的形势任务而调整、充实、完善，但竖起监督执纪旗帜、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这个初心初衷一脉相承、始终不渝。2019年第11期《求是》杂志署名“钟纪轩”的文章指出，“纪检监察机关从成立之日起，初心初衷就是加强党风监督、保证党的先进纯洁、巩固党的团结统一”。作为纪检监察干部，要牢记这段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并将纪检监察机关的初心使命刻印在心上、落实在行动上。3.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南昌起义。1927年8月1日，在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等武装2万余人，在南昌举行的针对国民党的分共政策而发起的武装反抗。这次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革命军队的新时期。4.扭转危局的遵义会议。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解决了在军事上、组织上"左"倾路线的错误，在组织上作了必要的调整，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制定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达到成熟。遵义会议挽救了中国共产党、红军和中国革命，成为中共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5.延安“窑洞对”。1945年7月，时值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黄炎培等6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为促使国共恢复商谈，以个人名义应邀访问延安，开启了一场著名的“历史周期率”的讨论。在讨论中黄炎培坦率地说：“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的了解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当即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延安“窑洞对”广为流传，时隔多年，至今对我们党仍是很好的鞭策。黄炎培提出的“历史周期率”在过去让毛泽东深思，在当代给我们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