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
今天我以《加强党内监督，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为题，给大家共同交流一下加强党内监督的有关问题。党内监督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基础性工程，内涵十分丰富。下面，我主要从党内监督的发展历程、党内监督的内容和特点、充分把握党内监督、如何落实党内监督等四个方面，和大家谈一些看法和意见。
一、党内监督的发展历程
党内监督，就是党员之间、党组织之间、党组织与党员之间依据党章和其他重要的党内法规相互监察、相互督促的活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就新形势下加强党内监督作出顶层设计，是规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内监督的基本法规。长期执政条件下，党要实现肩负的历史使命，带领人民坚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必须不断强化自身监督，始终保持赤诚初心和旺盛斗志。关于党内监督的重要意义，这里就不再多讲，下面，我重点讲一下党内监督的发展历程，使同志们有个清晰的认识，希望大家能够站在政治和历史的高度来充分认识党内监督。
（一）国外党内监督的发展变化
党内监督的思想，早在1847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时就被提出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第四十二条规定：“为了盟的利益必须对被暂令离盟者，被开除盟籍者和可疑者加以监视，使他们不能为害。”其中“监视”一词，就是监督的意思。1864年，马克思在为国际工人协会（简称第一国际）撰写的章程和条例中，强调了总委员会具有一个基本功能，即“加以干预时能一致行动”的党内监督功能。国际工人协会关于“加以干预”的党内监督思想和功能，与共产主义者同盟所作的“加以监视”规定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到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列宁时期，党内监督成为一项重要的制度设计并得到广泛、有效贯彻执行。苏共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要“建立党的各种机关并领导它们的活动”。1917年7月，苏共建立了中央检查委员会。中央检查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之下，监督党的中央机关是否迅速和正确地处理事务，中央书记处是否正常地进行工作等。由于中央检查委员会还只是隶属于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内设机关，不可能有效地对整个党中央特别是对党的高层领导实行检查监督。因此，列宁在1920年9月苏共九大上决定，“成立一个同中央委员会平行的监察委员会”，并提出“由党内最有修养、最有经验、最大公无私并能够严格执行党的纪律的同志组成”。1921年3月，苏共十大专门作出《关于监察委员会的决定》。监察委员会分中央、区域和省三级，分别与本级党的委员会平行行使职权，并向本级党的代表大会负责。1922年3月，苏共十一大又进一步制定了《监察委员会条例》，强化了监察委员会的独立性和至高无上的监察职能。
除了党的监督机关外，在苏联国家机构中也设有政府的监督机关。1917年11月，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设立的3个人民委员部中就有国家监察部。1920年2月，国家监察部改组为工农检查院，并在1923年4月召开的苏共十二大上成立了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合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两家合署办公，开创了一种新的监督模式，可以同时加强对党政工作及其党政干部的监督。在列宁执政期间，得益于强有力的权力监督，尽管政治险象环生，苏联“经历了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灾难、贫困、牺牲”，但苏共党内民主生机勃勃、民主监督与民主决策有力有效，并取得了夺取政权、保住政权、巩固政权的一系列胜利。
斯大林成为领导人后，苏共党的监督委员会的职能逐渐缩小，独立性也逐渐丧失。苏共十七大把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归属中央委员会领导，这在领导体制上局限了对党的执行机关本身及其领导人实行有效的监督。同时，为了集权的需要，斯大林对列宁创设的监督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变，逐步建立、发展起一整套权力高度集中的党内监督运作机制，党内监督机制中的“集中”功能被极端强化，而监督本义上的“民主”功能则被极端弱化，由此给苏共乃至其他国家工人阶级执政党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深刻感受到苏共政治运行中的严重问题，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并未把完善党内监督机制积极有效地向前推进，导致在苏共党内和苏联社会上贪污腐败、以权谋私成了普遍现象。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虽然从形式上恢复了列宁时期的监督体制，但此时苏共的威信严重下降，已无法对国家实施有效的领导，监督体制也已无法发挥任何作用。1991年戈尔巴乔夫建议苏共自行解散，这一建议被苏共中央书记处接受，苏共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苏联共产党1898年3月成立，1917年11月开始执政，最多时拥有2000万名党员，但却于1991年12月丧失政权，同时苏联解体。这与苏联共产党由早期注重加强党内监督，到后来党内监督制度不断弱化乃至于形同虚设的嬗变，造成干部任用失去监察、领袖专断司空见惯、个人崇拜蔚然成风、官僚特权阶层逐步形成不无关系。惨痛教训令人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