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78年）的近30年，党领导“三农”工作经历了曲折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新中国之初，党把恢复社会安定、保障农民生存发展权作为重大历史使命，迅速恢复农业农村经济；合作化时期，党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开辟适合中国特色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适时开启新农村建设，克服指导方针上发生过的严重失误，农业经济发展，农村面貌一新。30年间，中国共产党坚持群众路线，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思想政策与时俱进，创造性地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农村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一、新中国之初，把恢复社会安定、保障农民生存发展权作为重大历史使命，有效地动员和组织农民，迅速恢复农业农村经济新中国成立时，农村千疮百孔，百废待xx，处于“崩溃与动荡之状态中”。全国5.42亿总人口中，农村人口比重高达89.36%，农业劳动力比重为88%，农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0%，在国民收入总构成中农业占68.4%。中国共产党把抓好农业、农村和农民工作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第一，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恢复社会安定，给农民生产生活及生命财产以有力保障。匪患是旧中国一大恶疾，农民群众深恶痛绝。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有步骤地展开清剿土匪和反对恶霸地主阶级的斗争，同时在新解放区按照25%的比例减租，并废除南方农村中广泛存在的押租制。至1951年秋，各新区大都完成了减租退押运动。由此，减轻了农民负担，新解放区农户中有50%～70% 增加了收入。清匪反霸至1953年初基本完成，人民解放军歼灭匪特武装240余万人。第二，建立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保护农民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1949 年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凡尚未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民团体，经过清除土匪恶霸、减租减息和分配土地等项步骤，实现耕者有其田”。自1950年秋始，新解放区分期分批地进行土地改革。至1953年春，全国除少数民族聚居区外，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7亿亩土地，免除了农民每年700亿斤粮食的苛重地租，还分得耕畜297万头，农具3954万件，房屋3807万间，粮食5.25亿公斤。土地改革铲除了中国农村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打破了人身依附关系。农民拥有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实现了从未有过的身份自由和人格平等。1954年《宪法》规定，“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农民生命财产权利受到宪法保护。第三，构建农村基层政权和党组织体系。清匪反霸摧毁了国民党基层政权及其封建统治势力，瓦解了保甲制度。土地改革奠定了农村基层政权和党组织建设的经济社会基础。1950年12月，政务院颁布《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按照这两个文件，至1952 年底，农村基层政权体系构建基本完成。据内务府1952年9月统计，全国除西藏和台湾外，共建县辖区18330个，乡（行政村）284026个。与此同时，乡村农民协会、妇女会纷纷成立，一大批在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土地改革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骨干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了乡村干部。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体系也建立起来。第四，全面恢复农业农村经济。由于列强侵略与掠夺、国民政府的腐朽统治及战争破坏，新中国成立时，所有农产品产量都比二战前最高年份有所下降。1949—1953年，为确保农产品供给和抗美援朝战争的给养，党和国家推出一系列政策措施。一是xx修水利，为农业经济恢复奠定基础。从1950—1952年，国家用于水利建设的经费共约7亿元，占国家预算基本建设投资的10%以上。全国4.2万公里的堤防绝大部分进行了整修，水灾比较严重的河流基本进行了全流域的治理。二是出台鼓励农业生产的系列政策。比如制定农产品收购政策，实行优级优价、低级低价、公平合理地按级定价，并保证收购和运销；降低农业税收，户均农业税负担占其收入的15%左右，农业税在国家财政总收入中的比重也逐年降低，至1954年下降至13.4%。三是农业税收越来越多地返还于农村建设。粗略估计，国家直接用于农村建设的经费占农业税的比重从1950年的37.7%上升至1952年的70%左右。上述系列政策措施，成功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农业生产水平显著提高。1949—1952年，我国农业生产总值增长了53.4%，年均增速15.4%，主要农产品产量超过了二战前最高年份产量。二、推动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开展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促发了深刻而巨大的农村社会变革土地改革完成后，获得土地而缺少其他生产资料的农民“确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国家工业化对农产品的需要日益增大，对农业技术改造的支援日益增强，也成为“促进个体农业向合作化方向发展的一个动力”。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颁布实施，开启了有计划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互助组有三种类型：一是临时互助组，主要是季节性劳畜变工互助组；二是常年互助组，成员基本固定，组内有生产计划和一定的制度，除了劳畜变工互助外，开始在技术、副业与供销领域合作；三是若干互助组联组，日常生产仍然以小组为单位，在联组内互相调剂劳动力，共同使用农具。到1952年底，组织起来参加各种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的农户占全国总农户的41.77%，共有互助组830多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3663个。互助组的实质是农户个体经济联合体，尚不具备集体经济的完整形态。1953年12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颁布实施，标志着农业合作化进入初级合作社阶段。“到1955年年底，全国已经有了一百九十多万个农业合作社，入社农户七千多万户”。1956年初，全国实现了初级形式的合作化。初级社统一使用社员的生产资料，并逐步地把土地、耕畜、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公有化，集体经济制度已初步形成。我国农业合作化高潮，是毛泽东1955年的三次重要讲话和1956年初编辑出版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促成的。1956年6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标志着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制度安排已经成型。到1956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宣布全国多数省市实现了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加入高级社的农户占各省市总农户的90%～ 95%”。高级社阶段，土地等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统一经营，自留地集体所有、农民使用，不得私自出卖、出租和非法转让，农村集体经济制度基本形成。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颁布实施，标志着农业合作化进入到人民公社阶段。决议指出，“大型的综合性的人民公社不仅已经出现，而且已经在若干地方普遍发展起来，有的地方发展很快。很可能不久就会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一个发展人民公社的高潮，具有不可阻挡之势”。此后，人民公社运动高潮迭起，乃至犯了急躁冒进错误。1962年9月， 几经修订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以下简称“六十条”） 对集体农业制度进行了改革和调整。首先，调整所有制关系。公社初期是将原属于各农业合作社的土地和公共财产，以及社员的自留地、坟地、宅基地及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都无偿收归人民公社所有；“六十条”定格为“人民公社三级所有、以生产队所有为基础”。其次，调整生产管理和剩余分配关系。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划小生产和核算单位，把土地、劳力、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四固定”到生产队，实行集体生产责任制度，以生产队为基本单元，统一生产、管理和按劳分配。第三，允许社员保留少量自留地、小农具和有限的家庭经济，增加农户收入，活跃市场。人民公社把农业农村农民都统一到一个有序、高效运行的组织体系之中，加上利益关系调整，社员的集体主义热情焕发出来，体现了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总的来看，农业合作化运动及农业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成功的。“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制度安排总体是有效率的。1957年，全国粮食、棉花、油料的总产量分别达到19505万吨、164万吨、419.6万吨，比1952年分别增长72.3%、269%、63.7%。人民公社化适应了当时的发展需要，但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压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加上“阶级斗争”和“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从1957—197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增长60.6元，年均增长不足3元。农民无法忍受公社体制掣肘，农村改革“箭在弦上”。三、高举农业农村现代化旗帜，开启社会主义农村建设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以后，我国转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农村建设。毛泽东主持编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拉开了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幕。1957 年颁布实施《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以下简称《农业纲要》），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第一个中长期规划诞生。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社论指出，“这是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它给我国五亿农民指出了今后十年的奋斗目标，规定了实现这些目标的基本方法”。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农村建设充满信心，一定要实现农村集体化、农业现代化。农民群众对“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社会主义农村充满期待。第一，以农田水利为重心，大规模开展基础建设。“一五”计划期间，国家投资修建和扩建的灌溉工程增加了灌溉面积4100多万亩，加上农民群众自己投资xx修的数以千万计的塘坝井渠和小型水库所增加的灌溉面积，到1957年末， 全国总灌溉面积已由新中国成立前的2.3亿亩和1952年的3.1亿亩，发展到5.2亿亩，相当于世界各国灌溉面积总和的30%。在灌溉面积的总量和增长速度方面，中国已占世界第一位。此后，我国农田水利经过“大跃进”和“农业学大寨” 时期的建设和发展，取得举世触目的成就。“30年水利基建投资和农田水利事业费一共花了760多亿元，还不算社队自筹资金。国家和社队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取得了显著效果”。第二，以粮为纲，农业农村经济全面持续发展。粮食“上纲要”是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的中心任务，也是激励农民生产的口号。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农业政策经历了不断完善的过程。政策调整过程及效率，映射在1949—1978 年我国主要农产品产量的三次快速增长和两次波动中。每一次增长和波动都与党和国家的农业农村政策调整相关联：1949—1957年间的快速增长， 映衬了土地改革及合作化政策的效率；1958—1962年主要农产品产量急剧下滑， 一方面反映了“大跃进”、浮夸风、“共产风”的严重影响，另一方面记录着我国抗御自然灾害能力弱小的历史痕迹；1962—1965年的快速增长，是对整顿人民公社和建立健全公社基本制度的最好回应，证明了“六十条”的历史功绩； 1965—1970年，农业农村经受了“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和冲击，农产品产量保持了增长趋势，但增长速度放缓；1970—1978年，增长再现上扬趋势，是对“抓革命、促生产”号召的回馈。农业农村全面发展的业绩还体现在：农村手工业、农产品加工业和商业快速发展，产值不断增长。到1978年，全国共有社队企业150万家，农村工人2800多万，占农村劳动力的9.5%；94.7%的公社和78.4% 的大队都有工业企业，近30%的公社和大队收入都来自社队企业。农村工商业发展，吸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了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小城镇建设，改变了农村面貌和农民生活，也为改革开放时期我国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奠定了重要基础。第三，构建农村公益事业和公共服务体系。新中国前30年，国家财力较弱，农村公益事业建设投资采取“民办公助” 方式，民办资金主要来源是提取公积金和公益金。“两金”本质上是农民负担。对“民办”确有困难的，国家财政辅之以补贴。依靠民办公助的投资方式，我国农村基层相继建立了农业技术推广站、农业机械管理站、水利站、畜牧兽医站、经营管理站等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机构；建立了供销合作社，作为农村的流通部门，负责农业生产资料和农民生活资料的供应；设立了粮管站， 负责粮食的统一购销、储存与调配。此外，还设立了文化站、广播站，建立了卫生院、办起了合作医疗，承担农民的精神文化服务和医疗保健服务职能。30 年间，我国农村公益事业和公共服务体系，组织上基本健全，功能上基本完善，对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满足农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发展农村的社会福利事业，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