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按照要求，今天，由我为大家讲一堂党课，题目是：《坚定“四个自信”带着使命前进》，借此机会，跟大家一起学习“四个自信”。一、“四个自信”提出背景、依据及其价值“四个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提出了文化自信。2017年，党的十九大将“四个自信”写入了党章。我们为什么要提出四个自信？一方面有其具体的时代背景，改革开发以来，随着经济迅速发展，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衍生出各种社会思潮，一些国外优越论开始蔓延，甚至出现了“精日”分子的现象，西方文化渗透加剧，逐渐迷惑了我们的视野。四个自信的提出，就是为了正本清源、树立信心，夯实广大群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仰。另一方面“四个自信”的提出也有其现实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效的解决了我国疆域广、人口多，民族、阶层、地域等方面纵横交错、复杂的问题，保障了我国的长治久安。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连续30年保持增长，成为世界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国和货物贸易大国，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安居乐业。这些成果的产生是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显著优势创造出来的，值得我们自信。“四个自信”对我们来说有什么价值？“四个自信”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坚定了我们的决心，凝聚了我们的力量，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党员干部要真正做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二、“四个自信”的深刻内涵（一）关于坚定道路自信坚定道路自信，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历史实践证明，只有坚持走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才能谋求中国民族的独立与复兴，而拿来主义、教条主义、照搬照抄是走弯路、走歧途。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王明，1930年从苏联回国后，打着“反对立三路线”旗号，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夺取了中央领导权，在党内“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照搬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决议，脱离中国实际，把马列主义教条化，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结果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挫折。“九一八”事变后，他在领导反日斗争中犯了“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错误，开展飞行集会、示威游行、公开散发传单等冒险主义的政治活动，在发展党团员上盲目追求数量，造成组织不纯，最终导致党在上海和白区的组织被破坏殆尽，革命力量损失惨重。他还为了针对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开展所谓的“反党派”斗争，借此否定毛泽东等在苏区的正确领导。在军事上他提出，“两个拳头打人”、“两天道路决战”等错误方针路线，无原则重用李德，取消军委集体领导，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国革命根据地的丧失。王明自1925年入党后的48年中，有大约三分之二的时间居住在苏联，在国内的三分之一时间里，既没有搞过工人运动，也没有从事过农民运动，没有到过苏区，不知道革命根据地是如何创立和巩固的。可以说，王明参加革命以后的经历，基本上脱离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不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践是如何结合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并没有将马列主义很好的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而是照搬照抄苏联模式，对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危害。走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必将成功。毛泽东根据当时中国城市并不能完全统治农村，地方性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广大的人力物力在农村的实际情况，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领导中国人民站了起来。邓小平根据当时我国经济濒临崩溃，人民温饱都成问题，国家建设百废待兴的具体状况，提出了改革开放，领导中国人民从站起来走向了强起来。历史的经验表明，要想谋求中华民族的独立与复兴，只能走属于中国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植根于中国，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二）关于坚持理论自信坚持理论自信，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产生于“十年动乱”刚刚结束，国家百废待兴的年代，我们党需要深刻总结1957年以来的经验教训，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邓小平理论创造性的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提出了改革开放，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大大弥补了我国的资金不足，加快了需要巨额投资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后来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变化，旧的平衡打破之后新的平衡尚处于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与此同时，部分党员干部存在思想僵化、信念动摇、组织涣散等问题。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确定了党的建设的总体部署。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基于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国际环境给我们带来了发展机遇，也带来了严峻挑战。要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中国必须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坚定不移的走科学发展、和平发展的道路。科学发展观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巩固和发展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建设大局，使我国经济总量由世界第六位跃升到第二位，综合国力迈上了一个大台阶，彰显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生命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出是因为当代中国面临许多新情况、新变化，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新起点需要新作为新气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和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需要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需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世界进入大变革大调整时期，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我们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些新情况新变化，给我们党提出了一个重大课题，就是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围绕回答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全方位、开创性、深层次、根本性的历史性变革，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和人民获得感显著提升，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什么值得自信？中国理论是代表人民，为了人民、服务人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科学发展观中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关注点、落地点都在于人民群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坚定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使得如今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综合国力越来越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人民中获得了自信的源泉。（三）关于坚信制度自信制度自信，就是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自信。新中国70多年来，我们之所以能创造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是因为党领导人民建立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加强和完善国家治理。正所谓“现实的成功是最好的理论，没有一种抽象的教条能够和它辩论”，“中国之治”是我国制度优势最有说服力的证明，也是我们坚定制度自信的现实根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范围大、牵涉领域广，疫情防控不只是医药卫生问题，而是总体战，需要多方面、全方位配合，需要调动各方力量广泛参与，需要全覆盖的社会动员。正是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全国各地各部门各司其职，形成了联防联控的工作机制。全国各地先后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机制；在武汉，10天建成1000张床位的火神山医院，12天建成1600张床位的雷神山医院，并将各种配套设施、医疗设备及时调配到位。还先后建立16家方舱医院，床位达到1.4万余张，创造了人类防疫建设史上的奇迹。中央决定全国支援湖北和武汉，建立了19个省份对口支援湖北除武汉以外的16个市州及县级市的机制。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全国各地和军队的援鄂人员迅速集结，346支医疗队、4.26万名医务人员以及6.5万余件医疗设备从四面八方汇聚武汉、驰援湖北各地。中央财政优先保障和拨付疫情防控资金，落实患者救治费用补助政策和其他疫情防控需要的费用；全国多部门联合攻关病毒溯源、病原检测、药物筛选、疫苗研发。此外，中共中央专门印发《关于加强党的领导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的通知》，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成为落实联防联控措施的中坚力量；卫生健康部门专家和医护人员中的党员主动请缨、勇挑重担，彰显了共产党员的英雄本色。目前，我国疫情已得到了有效控制，并积极提供国际援助。反观大洋彼岸的美国，政客频频甩锅，寻找“替罪羊”。各州与联邦政府之间、各州之间存在不同的管控标准。防疫“政治化”，政客为了选票以及资本阶级利益，不顾大多数人民安危，在疫情还未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就开启复工。现在，美国仍然是疫情高危地区之一。由此可见，在疫情防控上就凸现出了西方所谓的民主制度跟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较量，当碰到危难的时候就知道哪一个制度好，哪一个不好，这是很直接客观的，光靠平常讲哪个好没有用，现实就摆在这。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中国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从“现代化的迟到国”一跃成为“现代化的视觉中心”，靠的正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比如，为了尽快增强国防实力、保卫和平，我国作出研制“两弹一星”的重大决策。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全国一盘棋，26个部委、20多个省区市、1000多家单位的精兵强将和优势力量大力协同、集中攻关，展现了社会主义中国攻克尖端科技难关的伟大创造力量。北京大兴机场开工以来，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就完成了“三纵一横”4条跑道、70万平方米的航站楼、268个机位的站坪以及相关配套设施的建设。这座外观宛如金色凤凰的机场，被国际媒体列为“新世界七大奇迹”之首。全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珠港澳大桥建设初期本来想找荷兰的公司合作，让其提供海底隧道部分的技术输出，但他们索要相当于人民币15亿元的咨询费，这是远超我们预算的。最后，我国的工程师用了四年多的时间，在我们自己人反复研究、试验的情况下，珠港澳大桥沉管隧道的技术难关得攻破。1978年，邓小平坐在日本新干线上感慨万千，他说：“就像推着我们跑一样，我们现在很需要跑！”如今，我们有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我们的高速铁路营业总里程达到3.5万千米，居世界第一。事实表明，正是因为始终在党的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国家统一有效组织各项事业、开展各项工作，才能成功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克服无数艰难险阻，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稳步前进，实践已经证明还将继续证明，中国人民一定能，中国一定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刻体现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属性。“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一个国家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好不好、优越不优越，人民最有发言权。新中国砥砺奋进的70年，是民生不断改善的70年，是广大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的70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49.7元增加到28228元，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提高到77岁，文盲率从80％下降到4％左右，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一个个数字，记录下70年民生改善的沧桑巨变。世界最大的社会保障网，世界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一项项成就，道出了千家万户追梦圆梦的喜悦。正是把“人民”作为发展的价值尺度，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国家的发展进步才能最大范围地凝聚共识、最大程度地激发力量。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能够持续推动拥有近14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