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消费需求的形成。汽车，电子和通信产品的实证分析表明，这些产品的潜在市场正在发展，实际市场正在逐步形成并迅速扩大，家庭消费在市场份额中的重要作用正在逐步扩大。相关研究报告指出，近年来私家车数量持续上升。自1986年以来，北京的私家车以每年274％的速度增长。这表明中国的消费者焦点正在从食品，服装和普通家用电器转向高端的高价耐用消费品（当然包括住房）。从某种意义上说，由于这种变化，稳定农业的意义与20世纪80年代的意义大不相同，促进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支柱产业将成为与国际和国内平衡目标密切相关的实质性政策。

城市短缺。人口从农业向非农产业、从农村向城市、从内地向沿海的流动，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每年一次的民工潮越演越烈。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跨地区的流动人口已达７０００万以上。人口大省四川外出打工人口已达１０００万；安徽、湖南外出打工的劳动力都超过了５００万，占当年农业劳动力的２０％左右。与此同时，由于人口流动过分集中于现有大城市，加剧了现有大城市的人口密度以及交通的拥挤和基础设施的负担。北京、上海等地抽样统计的流动人口已越两成，广东的交通状况已与世界公认的“曼谷病”不相上下，就连新建的深圳也出现了“未老先衰”的城市综合症现象。农业过剩人口进入劳动密集型工业的门槛大大提高，乡镇企业的就业弹性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开始大幅度下降，１９８８年乡村企业每千元资本可以吸收劳动力０．３１人，１９９１卒降到０．１８人，三年下降４２％。另一方面，就业弹性很高的第三产业在农村发展严重不足。工业与第三产业的就业比，以工业为１，第三产业的就业在发达国家一般为２～３，我国城市大体是１，而农村只有不到１：０．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