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三线精神的核心内容与现实意义——以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史为中心的考察作者：王蕾    发布时间：2013/10/19    来源：国史网字体：（  大　中　小 )关闭窗口　　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建设三线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三线精神。三线建设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三线精神作为三线建设者们在实践过程中长期形成的共同信念、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对其内涵与外延的探讨是三线建设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三线精神的形成和发展　　一般来说，三线建设是指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到70年代中期，以战备为目的、以国防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的大规模工业、交通等基本建设。三线建设取得了相当成果。到1980年底，国家在三线地区建成了868个企业和研究机构，生产能力约占全国的一半，形成固定资产原值231亿元，大大改变了国防工业的布局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407页。。在此过程中，三线精神逐渐产生、形成，并在三线建设调整后得到延拓。三线精神的形成发展大致有以下三个历史阶段：1964~1969年是三线精神产生和初步形成的时期。1964年，三线建设战略开始实施。1964~1966年是中国三线建设大规模进行的初始阶段。如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攀枝花钢铁基地就是1964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建设，从此进入紧张的大建设时期的。1966~1969年，由于“文化大革命”，三线建设受到了一些干扰破坏，有一个短暂的停滞时期。三线基础建设领域的总投资额有所减少，一些工程一度处于停工、半停工状态。三线精神在这一阶段萌生，其主题是捍卫国家的国防安全。1969~1978年是三线精神塑造与传播的时期。1969年，珍宝岛冲突发生，中苏关系恶化。当时对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来自苏联。在严峻的国际国内情势下，毛zd更加重视三线建设。从1970开始三线建设全面恢复和全面铺开，对三线建设项目实行优先安排、重点保证、抓紧抢修。中央军委和国务院决定对三线建设的重点基地实行军管。到1979年进入收尾阶段。为了争取短时间内完成计划任务，我国三线建设的速度加快，在此期间，涌现了许多的英雄人物。雾化提钒技术的创始者江跃华便是攀枝花钢铁厂建设史上的一座精神丰碑。江跃华是在鞍钢抽调人员支援攀钢的时候，毅然报名去攀枝花的。他的妻子追忆：“老江这个人，工作就是一切。”雾化提钒技术历经千辛万苦获得成功，摘取了全国科技进步奖。1978年至今是三线精神的延拓时期。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党中央对总体国际形势的判断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认为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是有可能的。1983年，中央财经小组和国务院作出了对三线建设进行调整改造的战略决策。三线建设虽然结束了，但三线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获得了新的时代内容。1991年4月，江zm视察了攀枝花等许多三线建设时期建成的大型企业，时隔两年，1993年4月，他在题词中说：“让三线建设者的历史功绩和艰苦创业精神在新时期发扬光大。”1999年，中共中央作出西部大开发的决策以后，三线企业在西部大开发战略通过各种方式的改组变革，继续发挥作用。尤其是在三线建设中的大型机械制造和军工企业为发展新兴产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三线精神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中与时俱进，得到延拓。　　二、三线精神的核心内容　　（一）奉献精神　　奉献精神的题中之意是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指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为达到预期目标坚忍不拔、勤俭节约的精神风貌。作为三线建设布局的企业，根据毛zd的思想，要使三线建设的企业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就要远离大中城市、分散布点，做到即使在打核战争的情况下，这些工厂和科研单位也打不烂、炸不垮，能继续坚持生产和科研、支援前线。战备和保密的需要，使得当时的三线企业都要“依山傍水扎大营”，建设在远离城市的地方，尤其是分布在中部和西南部广大山区，有的甚至是不通水电的不毛之地。在艰难生存和生产条件下，在三线建设中形成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艰苦奋斗精神。　　在上世纪70年代末三线建设进入调整期后，在新的历史环境中，艰苦奋斗的精神仍未过时。为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三线企业的战场转向了瞬息万变的市场。为了生存和发展，许多三线企业克服自身不足，依靠“军转民”、深化内部改革等一系列措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获得新生，赢得持续发展，体现出的仍然是艰苦奋斗的顽强拼搏精神。许多企业生产洗衣机、电视机、自行车、电风扇、摩托车等民用产品。其中有一些转型成功的例子，如1986年10月，攀枝花钢铁厂成立攀钢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1988年8月，与昆明市冶金工业公司签订攀钢承包昆明市冶金工业公司、昆明市轧钢厂、昆明市焊管厂、昆明市无缝钢管厂合同。承包经营至1995年底，攀钢首次跨省对外承包。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攀钢志（1964~1985）》，科技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169页。　　（二）协作精神　　协作精神是以大局意识为基础的。三线建设是新中国成立后一项重要的国家建设战略，建设规模大、持续时间长，是从国家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的大局来考虑的。因此，三线精神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在党的领导下，各行各业行动一致进行大协作的团结精神。即实行社会主义国家认识统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点，从宏观上把握和指导三线建设。这种宏观把握和指导是以中央与地方机构配合、各部委之间的配合、地方各部门之间的配合为条件的。由于大协作的团结精神，从1964年8月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建设三线。广泛动员了社会各界，建设的行动加快，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一是投资力度大。中央集中财力向三线地区投资，为三线建设调运了大批物资设备。1964年，为了保证三线建设的投资，毛zd指示，今后新建项目大多要摆在西部地区，现在就要搞勘探设计，不要耽误时间。对沿海地区所有要求增加投资的部门，都不要批，以便把钱大部用到三线建设上去。从1965年起，一些沿海工业企业向西部地区搬迁，当年新建项目也大多集中投放在西部地区。二是人员集中。原攀枝花市委书记、三线建设的亲历者秦万祥同志赋诗深情回忆攀枝花钢铁厂初建时的大协作精神：“各路大军齐参战，弄弄坪上主战燃。机器轰鸣震天响，千军万马战犹酣。”引自秦万祥同志在中国社科院国情调研三线建设座谈会上的谈话，2012年6月9日，四川攀枝花。　　攀枝花钢铁厂建厂伊始便面临着运输问题，铁路尚未修通、公路路况很差、厂址定在高山深谷中。攀钢主要是靠汽车运输、肩挑人扛干出来的。当时交通部从北京、河北、河南、山东、安徽等省市抽调了1500多辆汽车、几千名驾驶员，同四川、云南的运输队伍一起组成“钢铁运输线”，将数十万吨的建设物资及时运到工地，保证了攀钢一号高炉按时出铁。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攀钢志（1964~1985）》，科技出版社1994年版，第109~112页。由于钢铁厂运输量加大，为了方便运输，还专门修建了成昆铁路。1970年7月，成昆铁路通车。这条铁路修建的地形被称为“地质博物馆”，工程量大，技术难度高，施工条件险，是三线建设交通工程的代表成就，攀枝花钢铁厂正是通过渡口支线与全国互通物资。　　（三）创业精神　　在三线建设中，创业精神主要体现在自力更生。三线企业是在西方强权对新中国进行政治封锁、经济禁运和军事扼杀的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其目的是为了深入开发西部资源、改变我国工业不均衡的布局，因此必须依靠自力更生的钻研精神。为了克服困难，获得发展，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需要打牢物质技术基础，不断积累自身经验。文化精神的内涵也在此过程中不断升华。正是精神力量的感召，三线企业在较短时间内完成重大建设任务，甚至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攀枝花钢铁厂的厂房建设就是一例。按照通常的设计理念，建一个150万吨的钢铁厂，起码要5平方公里的厂址，但攀枝花连1平方公里的平坦的地方也没有。技术人员发挥自力更生的钻研精神，精心设计，巧妙安排。他们在25平方公里的弄弄坪山坡上，依山势设厂，搬移了25亿立方米岩石，修建了8座跨越金沙江等江河的大型拱桥，并采用台阶式布置，螺旋式地把一个大型钢铁厂建在三个大台地上。这在世界钢铁建设史上也是无先例的，被称为“象牙微雕城”高扬文：《攀枝花：三线建设中的一朵奇葩》，《党史文汇》1999年第6期。。　　攀枝花钢铁厂完全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设计、自制设备、自己开发工艺的新技术雾化提钒也是一例。攀枝花钢铁厂在投产初期技术落后，只能炼钢，不能提取钒，钒只能进入钢渣中被废弃掉。攀钢的技术人员从投产开始，就自力更生的积极探索钒渣处理问题，使攀枝花钒资源的开发利用成为可能。在艰难的工作条件下，攀钢的技术人员利用废旧材料自制雾化器，出铁槽、漏斗等简易装置，于1971年2月建成一号雾化提钒试验炉，处理能力为60吨/小时，钒渣分离采用人工扒渣，生产出V2O5品位达到20%钒渣30多吨，标志着炼钢厂首次生产出符合国家一级标准的钒渣。1971年11月2#雾化提钒试验炉在炼钢厂建成，处理能力达到了180吨/小时。当时，国家急需钒渣，但国外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无法从外部获得更先进的技术。攀钢人在科技人员江耀华的带领下，殚思竭虑，反复试验，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造与升级。1973年8月完成二号提钒炉的改造，雾化提钒炉基本定型，各项技术指标明显优化，雾化能力达到208吨/小时，钒氧化率781%，吹损率55%，半钢温度1380℃，为进一步的雾化提钒设计和建设奠定了基础。从1974年开始，攀钢钒渣生产工艺纳入国家计划，当年生产钒渣5115吨。冶金部行文批准攀钢新建雾化提钒炉2座，年设计生产钒渣75万吨。攀钢的雾化提钒工艺得到正式认可，标志着攀钢具有了自主开发钒资源的能力。1979年6月，新2号雾化提钒炉建成投产，1979年攀钢生产钒渣31326吨，雾化提钒技术使中国由钒资源的进口国一跃成为钒的出口国。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攀钢志（1964~1985）》，科技出版社1994年版，第93~97页。据攀枝花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李福君主任介绍，跨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攀钢的不断发展，资源的循环利用，改变粗放经营的状况成为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新方向。攀钢被列为国家循环经济试点，攀钢、攀煤、钒钛园区三家企业（园区）被列为省循环经济试点。引自李福君同志在中国社科院国情调研三线建设座谈会上的谈话，2011年9月21日于四川攀枝花。　　（四）创新精神　　微观企业管理需要科学的创新，宏观决策也需要科学的创新。三线建设既有备战原因，也有改变我国经济布局、开发落后地区资源的原因，在许多问题上没有经验，代表了党在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有学者研究指出，在三线建设的酝酿阶段，毛zd思考的重点就是国家经济建设的布局问题，以及国家经济的长远、全面发展。陈立旭：《毛zd与我国的三线建设——纪念毛zd诞辰110周年》，《探索》2003年第6期。因此，决策的科学精神成为三线精神的内涵之一。事实上，三线建设的决策总是根据中央和地方各方面实际情况的变化来调整、充实的。早在对西部建设问题有所关心的1956年，毛zd就充分重视调查研究在决策中的重要性，有老同志回忆：“在听汇报的那些日子里，毛zx十分疲劳。有次听完汇报，他带着疲乏的神情，说他现在每天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起床就听汇报。穿插着处理工作，听完汇报就上床休息。情况确实是这样。”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69页。对于三线建设，毛zd在通盘考虑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些见解。1964年，毛zd认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危险，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战争。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现在沿海搞那么大，打起仗来是不行的，必须把三线的重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搞起来，这样，军事工业才有基础。　　攀枝花钢铁厂的选址问题体现了三线建设中集体决策的科学精神。建设的选址，考虑的重点是根据当地的地形、地貌条件确定建设项目。攀钢的选址是中央最高领导集体决策的结果，是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的。攀枝花弄弄坪、西昌牛郎坝、乐山九里等几种选址意见被同时反映到中央。奉周恩来总理之命，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薄一波于1964年10月25日至11月2日率领中央各部委和川、滇两省负责人20余人，从昆明出发，乘汽车奔波300余公里，横渡金沙江，沿线实地考察。两位副总理回到北京向毛zd主席呈送了书面报告，详细介绍了攀枝花地区地理、自然、资源、规划等情况，认为攀枝花煤、铁、水、林俱全，各种辅助原料齐备，且地处内陆腹心，境内崇山峻岭，谷深流激，地势隐蔽，是建立战略后方工业基地的理想场所。其中弄弄坪的条件最好，宜于首先建设。1965年3月4日，毛zd主席在审阅原冶金部部长吕东、攀枝花特区总指挥徐驰所送的《加强攀枝花工业区建设的报告》后批示：“此件很好”。1965年5月，经原冶金部批准，渡口冶金建设指挥部成立，四○公司（西昌钢铁公司）移交渡口管理，并由西昌迁址弄弄坪。　　事实证明，作为资源导向型的大型企业，攀枝花钢铁厂的选址近矿、近煤、近水、近林，当时三线依托攀西地区丰富的钒钛磁铁矿资源，是科学的决策。这正符合毛zd三线建设要“大分散、小集中”的思想。　　三、三线精神的时代意义　　三线建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是一个规模空前的重大经济建设战略。由于鲜明的特定时代特点，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三线建设褒贬不一，从宏观决策和微观效益方面都有很多专门论述如李彩华、姜大云：《我国大三线建设的历史经验及教训》，《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宋宜昌：《三线建设的回顾与反思》，《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3期；李曙新：《三线建设的均衡与效益问题辨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等等。。应该指出，三线建设建立在当时历史条件的基础上，是新中国基本建设史的重要内容。三线精神是推动三线建设向前发展的精神动力，因为内涵的普遍性，并未过时，并在西部大开发中与时俱进，不断增添新的实际内容，因此有着深刻而丰富的时代意义。　　首先，以爱国主义为根基。爱国主义是三线精神的根基。三线建设是以新中国的国家安全为目标的，因三线建设在国防战略中的重要性，爱国主义成为三线精神建构的内在诉求。三线精神的爱国主义根基第一是体现在保卫民族独立、国家安全上。三线建设就是在这样保卫新中国胜利果实的历史情境中开始的，对于普通的三线建设者，三线建设是与国家联系在一起的，三线精神则与这种爱国情绪相伴生，在建设中逐步深化。当时冶金部钢铁司炼铁处处长周传典撰文回忆：“我感到，我们攀枝花钒钛铁矿冶炼试验组已经成为决定民族命运的关键棋子。共和国面临要打仗，只有倾全国之力，孤注一掷了！”《周传典文集》第3卷，冶金工业出版社2001年版，第575~577页。　　三线精神的爱国主义还表现在对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不懈追求上。1966年，毛zd将“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建国以来毛zd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页。。由于历史的原因，60年代初，新中国虽然历经了数次成功的经济调整，但国民经济的实力仍然较弱，工业布局存在着东重西轻的严重不合理局面。毛zd忧心忡忡，早在1956年就指出：“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新的工业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问的。”《毛zd著作选读》下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23~724页。1984年11月，在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指出：“国防工业设备好，技术力量雄厚，要充分利用起来，加入到整个国家建设中去，大力发展民用生产。这样做，有百利而无一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9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三线精神可以说是中国人民百年来摆脱落后状况，追求国家繁荣、人民幸福的爱国梦想的实施。　　其次，以社会主义为导向。社会主义制度是三线精神的导向。在当时计划经济和对外封闭的条件下，三线建设是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工业生产能力向西部地区的一次大规模的传播，东部先进的工业技术和管理经验向西部地区扩散。有学者指出，除了备战和改变中国工业布局这两个原因以外，还有第三个原因，即在资金极为有限的情况下，投资工业比投资农业更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陈东林：《从吃穿用计划到战备计划》，《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如此浩大的工程，必须依靠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于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西部地区，政府必然要承担起工业化初始生产性投资的主体作用，而不能仅仅依靠市场利益导向的投资。西部地区工业化过程艰难，全国支援三线，短期内集中大量的社会资源向三线地区大幅度倾斜，共同建设三线。正是依靠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为三线建设展开从人力、物力、财力上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同时，三线建设中的重点工程被置于着力打造的领跑者的地位。如周恩来期望攀枝花钢铁厂成为地区均衡发展的带动者：“要把攀枝花作为一个中心，其他很多相应的东西都要搞起来。不单是一个攀枝花的问题，要通过攀枝花把云贵川联系起来。”周恩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若干问题》，《党的文献》1996年第3期。　　再次，以党的领导为灵魂。党的领导是三线精神的灵魂。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过程中，以毛zd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真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总结中外的历史经验，摸索建设和发展的规律，概括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若干重要原则李捷：《中国共产党与两大历史任务》，《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7期。。中国共产党是三线建设的核心领导力量，三线精神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其形成和延拓离不开党的领导、推动和协调。可以说，党的坚强组织和积极领导是三线精神的灵魂。1973年，攀钢召开首次党代会，以后在基层党建中成果丰硕，多次受到表彰。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攀钢志（1964~1985）》，科技出版社1994年版，第342页。正是来自于中国共产党人无私无畏的精神力量，提升了三线精神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在三线建设中，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哪里最艰苦，哪里最危险，哪里就有共产党员。三线精神具备良好的外延性，体现了党的光荣革命传统，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当今时代仍有其生命力。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所决定的。　　结语　　三线精神在三线建设的实践中形成，又反过来推动三线建设和西部大开发的实践不断向前发展。从国史研究的角度来看，三线精神形成和延拓的历史体现了国史的主线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争取早日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国史中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三条主线，共同影响和左右着国史的发展。参见朱佳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1期。。三线精神的立基之本是爱国主义，导向是社会主义制度，源头活水是党的坚强领导，因此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史的一部分。正如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公报所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在任何时代，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应倍加珍视历史积淀形成的灵魂和精神。当前，深入研究和阐释三线精神的核心内容及其时代意义，宣传和弘扬其积极精神，对今天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可能产生的浮躁思想和短视行为，鼓舞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道路上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仍具有长期的重要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