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缔造和领导了一个党，一支军队，打下了一个天下。毛泽东的领导艺术从实战中来，到实战中去，所以实践性很强，可以因时而异，因人而异，灵活运用。在新中国诞生前夕，周恩来就提出要“学习毛泽东”。今年是建党100周年，是毛泽东诞辰127周年，学习好、领会好毛泽东的领导艺术，对于加强党员干部能力修养，指导、推进我们的工作，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谋大局在土地革命时期，红军战士缴了一个银制的手枪，非常的精致，于是层层上缴给毛泽东，毛泽东说：“难道我毛泽东用这个手枪吗?”为什么毛泽东就不能用手枪呢?大家都喜欢得不得了。毛泽东说他是指挥员，指挥员主要是指挥的，决策的，而战士才是战斗员，才用枪。毛泽东不是真的不用枪，而是通过这件事说明一个道理。领导干部要谋大局。谋好大局，出台一份好的决策，就要善于调查研究、善于把握重点和善于发扬民主。（一）善于调查研究1929年至1930年上半年间，党内存在着"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1930年5月，毛泽东针对这种情况，在江西寻乌进行了20天的调查，找来了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了产的商会，一个曾经在县衙门中管过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他们向毛泽东提供了许多闻所未闻的知识，毛泽东根据这些人提供的材料，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该县的阶段情况、经济生活等作了详尽的解剖，求得对中国农村的普遍性认识,写下了名为《调查工作》的这本书。当时，这篇文章由闽西特委翻印，在红四军中和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广为传播。由于作战频繁，这本书在反"围剿"中失传了。但是在革命队伍中，无论是干部，还是士兵，都知道了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蒋介石认为谁有了北京、武汉、重庆、广州等几个大城市，谁就有了全中国，最初看这个观点确实没有错。但是毛泽东经过对中国农村的普遍了解，发现当时的农村是范围最大的，大城市毕竟是少数。所以毛泽东认为谁有了农村，谁就有了全中国。经过调查研究，毛泽东的这句话就更对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攻打长沙受挫后，把部队部队带到了井冈山，从此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为了获得广大农民的支持，1927年，毛泽东在文家市喊出了“打土豪、分田地”口号标语。毛泽东从1928年3月开始，在酃县的中村，正式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斗争，把中村当作一个试点，同时他的弟弟毛泽覃则在宁冈大陇也进行了分田的试点。至1928年5月，湘赣边界党的一大正式召开，会议决定成立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并在各级政府设立土地委员会或土地委员，明确提出“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为了做好分田地工作，毛泽东则三到永新塘边，亲自作永新调查并指导分田运动，制定了“分田临时纲领”十七条。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记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毛泽东常用“解剖麻雀”来比喻调查研究。说要了解麻雀，并不需要把天底下的麻雀通统捉来，一一解剖，才能知晓，只要解剖一两个麻雀就够了。这种“解剖麻雀”的方法，也就是要通过对个别有代表性的地方、单位甚至个人的调查，以求得对普遍情况的了解与掌握。1956年9月25日，毛泽东号召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要学习着“解剖麻雀”，亲自调查一两个农村，解刨一两个麻雀，以取得经验，从而正确的指导工作。1957年，福建省上杭县农民赖茂基，把自己珍藏了27年的油印小册子《调查工作》，作为革命文物贡献出来。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异常高兴，说就象失散了多年的“孩子”又回到了自己的身边。1964年6月，《调查工作》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公开发表，毛泽东为它改了一个名字叫《反对本本主义》。《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多年从事调查研究工作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概括，从思想理论上阐明了调查研究在领导工作中的重要意义和科学方法，批判了当时红军队伍中一部分人安于现状，不求甚解，墨守成规，迷信“本本”，而不愿到群众中去作实际调查研究的错误倾向。可以说，坚持调查研究，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是毛泽东领导艺术的精华所在。 （二）善于把握重点红军长征的时候，走到云南扎西镇，就明显感觉走不动了，为什么?上海地下党的同志费了很多心血从德国买了台X光机，战士们中弹负伤后，就用X光机投射，以确定弹片位置进行手术。大家视其为宝贝，最多的时候一个排的兵力抬着它，护着它。毛泽东要把X光扔掉。大家就疑惑了，以后得病了怎么办?毛泽东认为命都没有了，X光机有什么用?扔掉X光机，丢掉“坛坛罐罐”，将来我军打胜仗了会送来更好、更多的X光机，保住有生力量才是最重要的。中央红军就在扎西经过精简缩编，卸下了背上的“包袱”，甩掉了“坛坛罐罐”，精简了机构，充实了连队，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和机动性。红军战士精神抖擞，轻装向东前进，破娄山夺遵义，取得长征以来的一次大胜利。善于把握重点就是抓住主要矛盾，抓住中心环节，兼顾全局，是毛泽东领导艺术的核心。毛泽东指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他批评道：“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这真是一针见血之论。在解放战争中的辽沈战役中，东北人民解放军拥有野战部队70万人，地方部队30多万人，而国民党军队共约55万人，我军兵力几乎在其2倍。时机就到了，毛泽东认为如果不趁这个时机将国民党卫立煌的精锐部队歼灭，使其逃窜后，对接下来的解放战争会带来很大的后患。毛泽东便下了大决心，要求东北野战军主力不惜冒巨大风险，长途奔袭打锦州，“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果然，锦州一解放，东北同关内的联系一切断，北面的沈阳和长春两问题便“迎刃而解”了。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这个道理，明白容易，真要做到却十分不易。毛泽东同志谈战争问题时说道：“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导者缺乏战略头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因而被环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采取了应付主义。”结果，受许多次要因素的牵扯，分散力量，处处应付，四平八稳，下不了大决心，也就做不出大事来。毛泽东同志指挥作战时，同样经常面对复杂的环境。他总是强调要服从全局，按照解决主要矛盾的需要，大踏步前进或后退，必要时不惜下壮士断腕的决心，以求得全局形势的有利发展。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队向延安大举进攻，当时解放军兵力在这里处于绝对劣势，毛泽东同志断然决定撤出延安。这样做当然要付出不少代价，一些干部想不通。毛泽东同志告诉他们，要从大处着眼，权衡主次得失。他说：“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敌人进延安是握着拳头的，他到了延安，就要把指头伸开，这样就便于我们一个一个地切掉它。”这是何等的睿见和气魄!以后的事实证明，他的决断是完全正确的。当然，主要不等于唯一，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不等于对其他方面的问题统统丢开不管。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学会‘弹钢琴’”，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一方面强调中心工作是军事和打仗，另一方面又号召做好其他革命工作，如发展生产、搞活经济、政权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工作、宣传工作、统战工作。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央苏区时期、延安时期都是如此，毛泽东同志身体力行、以上率下，为全党作出表率。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十大关系”的处理，就是毛泽东同志“弹钢琴”的集中体现，通过处理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政治关系、国际关系、民族关系等主要矛盾关系，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扎实有序开展。（三）善于发扬民主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比如，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听张良劝说，封韩信为齐王;楚汉划界鸿沟后，听张良、陈平之劝，趁机追击引兵东向的项羽;称帝后欲建都洛阳，听刘敬建议，入都关中长安。刘邦能够作出这些正确的决策，与他善于采纳不同的意见密切相关。相反，项羽失败，就是由于他“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一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毛泽东说这些话，就是希望领导干部吸取项羽的教训，而向刘邦学习“豁达大度，从谏如流”。毛泽东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蕴含的两个重要思想值得当前学习和借鉴：一是发扬决策过程中的民主。即通过决策前的调查研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这实际上是发扬人民民主;党委内部实行集体领导、集体讨论决策，这是党内民主。二是决策民主化的最终目的是在民主基础上集中正确的意见，提高决策效率。这与西方政党之间相互掣肘、互相拆台、内耗严重不同，中国共产党具有集中统一的独特优势。《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的核心内容是坚持民主集中制。对于民主集中制，毛泽东还有另一个说法，即多谋善断。多谋，就是民主;善断，就是集中。毛泽东在进行决策时，善于借助多个外脑，既有普通群众又有资深专家;既有党外人士，又有党外同志。外脑多了，代表性就提高了，方方面面的意见建议就可以反映到决策内容中去了。出主意的既可以是领导者，也可以是你的下属，也可以是你的老师，任何人都可以给你出主意。所以，领导是在你的部门“选主意”的，把别人的主意和你的主意放在一起来选。对此，毛泽东有很多以身作则的例子。1948年，当粟裕对中央军委已经决定的“渡江作战方案”提出不同意见时，毛泽东专门请他去说明，最后采纳了他的意见。1949年，当毛泽东主持“国旗”方案的讨论时，本来他已经对另一种方案有了一定的倾向，但是，当听到张治中的意见后，又重新组织讨论，集合群智共识，最终确定了“五星红旗”方案。在毛泽东心目中，集体决策、分工负责是党委会的一个根本原则。“班长”和委员之间要能互相谅解。“书记和委员，中央和各中央局，各中央局和区党委之间的谅解、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日常工作中，“党委各委员之间要把彼此知道的情况互相通知、互相交流。这对于取得共同的语言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不是这样做，而是像老子说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结果彼此之间就缺乏共同的语言”。彼此尊重、密切协作、步调一致，既是党委会工作的要求，又是实现集体领导的必要途径。他强调的是党委书记在班子团结中要负主要责任。书记、副书记不善于处理自己和委员之间的关系，就很难把这“一班人”指挥好。如果这“一班人”动作不整齐，就休想带领千百万人去作战、去建设。领导干部要善于把握决策规律，倾听各方意见，集中大家智慧，按照规范程序民主决策，进一步提升决策的水平和层次，最大限度地防止和减少决策的盲目性、被动性和重大失误。二、用好人毛泽东在抗战初期指出：“只有依靠成千成万的好干部，革命的方针与办法才能执行，全面的全民族的革命战争才能出现于中国，才能最后战胜敌人。”毛泽东称赞过唐朝的武则天，说“武则天确实是个治国之才，她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其实，这也是他的用人之道，是他个人对“用干部”的总结，他本人正是这样做的，从而才使他成为知人善任的能手。 （一）要有识人之智“识人之智”，其实就是毛泽东说的“善于识别干部”。毛泽东所处的时代，乱治交织，人才的标准也与古代大为不同。他曾引用白居易的“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诗句，来说明识人之难。他看人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眼光。毛泽东重“才”更重“德”，尤其强调“德才兼备”。德，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和思想作风，不同时代赋予德的内容不尽相同。在毛泽东看来，“德”是统帅，是灵魂，是管政治方向和政治观点的。毛泽东也曾说：“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比如，他根据多年来对罗荣桓的观察，作出判断：“荣桓同志是个老实人，可又有很强的原则性，能顾全大局，一向对己严，待人宽。做政治工作就需要这样的干部。”井冈山斗争时，毛泽东就发现了他许多可贵的品质：凡是要求战士做的，自己首先做到;打仗时冲锋在前，退却时掩护在后;行军时为病号扛枪，宿营时下班查铺。于是就让罗荣桓当了红四军政委，上任后果然不负所望，把红四军的政治工作包括后勤工作做得有声有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