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小故事汇编（9篇）目录1.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名称提出第一人 22.从《新民主主义论》看文化自信的三维向度 3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应对突发事件的启示 64.木排根据地：琼西抗日大本营 95.周贡植：临难不苟为大义 136.郭沫若的读书学习之法 167.不朽的红色雄鹰——人民军队航空先驱冯达飞的故事 198.白军从“围剿”到投奔，红军为什么能 219.红军长征第一仗传递的四个必胜信号 23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名称提出第一人蔡和森在建党前夕最早提出“中国共产党”名称和“组织共产党”的主张，实际参与创建党的活动，对党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1918年蔡和森与毛zd等发起成立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立下远大志向。他动身去北京组织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时提出，3年内使学会成为“中国之重心点”。到法国勤工俭学后，蔡和森“猛看猛译”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研究欧洲共产主义运动，成为我国旅法勤工俭学学生中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先驱。在法期间，蔡和森总结德国社会党和各国共产党的经验教训，研究马列主义建党理论尤其是布尔什维克的建党经验，认识到无产阶级政党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在此基础上，1920年7月他在蒙达尼会议上首次提出“组织共产党”的主张，同年8月向毛zd提出“现在就要准备”建立政党，“中国于二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他在给毛zd信中提出，计划在1920年冬联络在法国的新民学会、少年中国学会、工学世界社等进步社团成员，共同讨论，如果能在注重“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主义两点上达成共识，拟“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蔡和森所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名称，在时间上也明显早于1920年11月在上海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蔡和森在法国期间按照列宁建党原则和建党理论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主张，并对党的创建起了重要作用。回国后在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方面，他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于早期党的巩固和发展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从《新民主主义论》看文化自信的三维向度1940年1月，《中国文化》杂志在创刊号中刊发了毛zd的《新民主主义论》。这篇文章，原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取自毛zd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文中首次阐释了毛zd宏大立体与意蕴悠长的文化思想。时光荏苒八十载，《新民主主义论》所承载的文化思想仍具有深刻的理论指导作用和现实的启发意义。文化自信的动因导向对毛zd经典著作《新民主主义论》的重新梳理与研究，是当今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课题，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应然追求。从历史追溯上看，是文化自卑所迫。近代伊始，西方列强利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并将西方文化理论、文化资源、文化产品等输入中国。长达上百年的文化入侵最终造成了中国民众精神上的被动、心理上的自卑和心态上的失衡，并陷入了深深的文化“奴性”困境之中。从现实需要上看，是严峻挑战所急。首先，全球化的挑战为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创造了条件、提供了便利，但相伴而生的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渗透对我国的传统文化形成了巨大冲击，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国民众对中国主流文化和主流价值观的认同感降低，从而影响中国的文化自信。其次，网络在为文化传播与文化交流提供平台的同时，也给庸俗文化和腐朽文化提供了温床，历史虚无主义、文化极端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各种不良文化的传播冲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由此减弱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从长远发展上看，是民族复兴所需。文化自信作为巨大精神动力和宝贵精神资源，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我们要赢得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最广泛和最深刻社会变革的新胜利，必须实现对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从而极大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不断广泛凝聚人心、增强民族精神力量，使中华民族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文化自信的纲领指向毛zd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既指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建设方向，同时也是当今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更是当下提升中国文化自信的实然要义。民族的文化。毛zd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不能做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新民主主义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要和民族特点相结合，形成民族的形式。建党近一百年来，毛zd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经指导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更是中华文化的主流指导形态，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发扬与延续。科学的文化。毛zd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新文化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不能隔断历史，要尊重历史，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科学的。历史上，中华文明曾经历过数次浩劫，但总能凤凰涅槃、迎来新生，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华传统文化中有许多传承至今仍熠熠生辉的珍贵遗产，这些优秀的成分呈现出先进性、包容性、再生性的特点，符合时代的发展与人民的需求，是支撑中华民族发展至今的精神支柱。大众的文化。毛zd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文化，应该是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只有获得群众认可的文化才有普及的价值，只有体现出大众性特点的文化才有存在的意义。新时代的文化建设要一切以人民为中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文化建设的核心之处与要义所在。文化自信的实践方向当今世界，文化之于一个国家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未来世界各国的较量究其本质还是文化软实力的较量。我国在新时代仍然需要坚持《新民主主义论》的文化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打造文化强国，坚定中国文化自信。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着力点。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重建文化自信最为深厚的土壤与根基，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宝贵精神源泉。但对历经数千年形成的中华传统文化，不能无原则、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我们要以科学的、批判的、客观的、公正的态度去尊重历史、审视历史和总结历史。大力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积极总结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深挖传统文化价值，从而凝聚起广大人民的价值共识，汇集起磅礴的精神力量，占领精神高地，增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强大文化自信，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良好形象。以建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为关键点。当今世界，我们成功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并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国的文化发展速度却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速度。新时代，我们要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要积极构建具有中华民族风格的话语体系，理直气壮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好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掌握好中国文化话语权，彰显大国特色、大国风格、大国担当，为建立起中华民族文化的强大自信心奏响时代最强音。以吸收借鉴世界先进文化为落脚点。与先进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和固有品质。毛zd曾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凡是我们能用的都要吸收，但是在吸收的时候必须坚持“吸收精华、排泄糟粕”的原则，要坚决避免生吞活剥、毫无批判的吸收，更不能搞“全盘西化”。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变得愈加频繁，文化相融现象空前明显，所以在建立中国文化自信的过程中，需要我们继续发扬开放与包容的中华民族文化特性，促进马克思主义等优秀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积极吸收其他国家的先进文化成果，努力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和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应对突发事件的启示纵览新民主主义革命彪炳史册的历程，中国共产党不惧风险考验，冲锋在前，带领人民经受了血与火的熔铸淬炼，开辟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严格地说，受动荡局势和战争环境等多重影响，我们党在这一时期并未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但若结合突发事件的定义、历史事实的客观发展进程，那么我们党对多次“事变”和“事件”的措置，可被视为对突发事件的应对。例如对卢沟桥事变、西安事变、皖南事变等的处理解决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准备着一切的条件足以应付任何突然事变。这应当是边区党当前工作的基本方针”。诸多类似论述表明，这一时期中共领导人已经在思考如何在领导革命的实践中逐步加强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并积累了防范化解风险的宝贵经验。敢于担当“无论是弱小还是强大，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都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在突发事件爆发之时，在国家和人民需要之际，中国共产党人总是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敢于担当，与人民同甘苦，与时代共命运。面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中惨绝人寰的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屈服，而是从地上爬起来，擦干净身上的血迹，又继续投入战斗。面对长征路上国民党反动派疯狂的围追堵截以及党内重大突发危机，中国共产党人克服饥饿、严寒、疾病、分裂等无数困难，取得长征史诗般的胜利。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挑衅和侵略，“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于次日即发出了中国抗战史上、也是二战史上受侵略国家向法西斯国家发表的第一个宣言——《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直接戳穿其侵华阴谋。面对抗战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的和平与风险共存的复杂局面，在国民党突然撕毁“双十协定”、悍然挑起内战之际，党沉着应对，揭穿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反动立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无数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用铁血忠魂在中华大地上刻下了担当与责任的铮铮誓言。底线思维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宁可把形势想得更复杂一点，把挑战看得更严峻一些，做好随时应付最坏局面的准备，并且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1940年春，皖南事变发生前，党中央就已经对国民党顽固派频繁的反共活动有所警觉。党中央多次发出电报，提醒做好应付突然事变的精神和实际准备。党中央还提前拟定了两个应对预案，并且分析了可能的发展状况，做了军事、组织以及舆论方面的预警防范。虽然皖南事变最终还是发生了，但事变前的准备和预判，使我们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1941年2月17日，毛zd等就皖南事变后的军事方针给彭德怀等发出指示，强调“要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全面破裂）”。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极其复杂的斗争中，我们党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底线思维，经受了重庆谈判的风险考验，击破了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为制止内战、争取和平进行不懈努力，同时领导解放区人民做好应对全面内战的各种准备，保证了我们党始终处于主动地位。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经验丰富并拥有121万党员的强大政党，国际国内形势也对我们有利。但毛zd在党的七大报告中仍强调“我们更要准备困难”“准备吃亏”，并接连列出了17条困难，强调要有“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的“精神准备”。未雨绸缪，喜不忘忧，我们党用实际行动展现出了强大的底线思维能力。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屡遭突发事件，严重时甚至关系生死存亡。之所以能够战胜险阻，转危为安，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党既能够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我们党痛定思痛，逐渐认识到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性，不断改变策略，探索正确的革命道路。“九一八”事变后，党积极地与过去一切缺点、错误和各种不正确观念作无情斗争，加强自身建设。卢沟桥事变前后，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关键时刻，毛zd为了彻底清算党内的教条主义特别是主观主义错误，写下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从思想上加强党的建设，使党能够承担起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使命。皖南事变后，我们党在与国民党顽固派坚决斗争的同时，认真检视自身问题，坚决纠正错误，总结血的教训，在国际国内的威望大大提高。群众路线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最伟大的力量蕴含于群众之中。在与各种突发风险危机作斗争的过程中，党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次斗争都被广大人民群众理解与拥护。“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是战胜各种困难的重要法宝。大革命时期，党就已经广泛地领导了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使处于个体状态的社会成员能够成为一个强有力的集合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面对国民党反动派一次次“围剿”根据地的突然进攻，党紧紧依靠群众，坚信“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带领根据地军民痛击一切来犯之敌。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日寇一次次“清乡”“清剿”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我们党全力推动民族大觉醒、民众大团结，最终让日本侵略者深陷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在国统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等突发事件，我们党第一时间揭穿其反动真面目，让血淋淋的悲剧唤醒广大民众，推动爱国民主运动全面高涨。在解放区，面对国民党的肆意摩擦和突然进犯，我们党领导军民奋起还击，发动人民群众广泛参与、踊跃“支前”，彰显出人民的力量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舆论引导新闻舆论不仅关系社会稳定和人心安定，而且关系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已逐渐能够在纷繁动荡的时局中把握舆论方向，使得多次突发事件后，事件的走向能朝着有利于国家民族利益的方向发展。西安事变后，我们党通过《红色中华》以及人民通讯社等发表文章和评论，披露真相，表达红军愿与国民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国难的坚定立场。这一举措有力地回击了国内外一些媒体的虚假宣传，扭转了舆论风向，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皖南事变发生后，1941年1月17日，周恩来同志亲笔题词于《新华日报》，四两拨千斤，穿透了事变的迷雾，荡涤了山城的阴霾。党中央还特别注意对国际社会的宣传，利用英美策动国际舆论，发动各界人士把皖南事变的真实情况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内战阴谋公之于众，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强大力量。木排根据地：琼西抗日大本营儋州西流居，“歃血结盟纪念园”里的歃血结盟五人雕塑像，于二○一八年六月三十日落成。林书喜 摄位于儋州西流居的木排革命根据地人民英雄纪念碑，于一九八九年十月落成，二○一五年进行修缮。林书喜 摄3月27日，从儋州那大镇沿着海榆西线向海口方向行驶8公里左右，左拐进西流居，高大的木排革命根据地人民英雄纪念碑屹立路旁。从纪念碑旁边的公路行至儋州和庆镇木排村后，近两年建成的歃血结盟纪念园、临儋联县县委县政府驻地旧址纪念碑、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四支队驻地旧址纪念碑、第一次会面旧址纪念碑、红军井等散落在胶林山野之间。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这里曾是临儋联县县委驻地，临儋联县抗日民主政权和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四支队的诞生地。自1939年11月，琼崖特委创建木排根据地以来，这里成为琼崖特委领导全岛军民进行抗日战争的琼西大本营。在11年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这里共有4000多名中华儿女为国捐躯。建立大南区抗日根据地“建立木排根据地对整个琼西的抗日斗争具有战略性、政治性和全局性的历史意义。”儋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研究员唐卓昌说。1939年2月琼崖抗日战争爆发后，在琼西建立抗日根据地势在必行。因为琼文抗日游击根据地地处日军重兵把守的公路交通线之间，且受偏居琼岛东北、地势平坦等诸多因素影响，不利于坚持持久的抗日战争和指导全岛抗日。因而创建一块进可攻，退能守，且接近五指山区的抗日根据地，以领导全岛军民坚持长期抗战，成为当务之急。1939年11月，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三大队攻克那大的战斗，把琼崖抗日斗争的重点由琼文向琼西转移，建立山区根据地的条件已经具备。琼崖特委决定在澄、临、儋3县交界的一带山区建立大南区抗日根据地，指定谢凤安、符志行、王茂松等3人负责筹建。经过半年艰苦细致的工作，1940年6月10日，琼崖特委直属中共大南区委和祥乡武教村正式成立，下辖武教、巴总、罗便等10个党支部，抗日根据地建设初具规模。在此基础上，1941年9月18日大南区抗日民主政府宣告成立，逐渐形成了以清平乡木排村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同时成为琼崖特委和琼崖抗日独立总队部驻澄迈美合根据地的外围据点，起到保护琼崖特委总部的作用。“‘美合事变’后，木排根据地发展成为琼西抗日大本营。”唐卓昌说，1940年12月，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了震惊国内的“美合事变”，琼崖特委、琼崖抗日独立总队部以及特务大队、医院、机械厂和琼崖公学共800余人突围后，先是来到木排根据地短暂休整，然后向琼文地区转移。当时根据地的人民忍饥挨饿，精心照顾好大部队转移时留下的200余名伤员，解决琼崖特委的后顾之忧。1942年初，琼崖特委决定成立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四支队，由马白山任支队长兼政委，以增强琼西抗日的军事力量，原驻木排的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直属特务第二、第三中队，改编为第四支队第二大队，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一、第二支队在抗日斗争中也经常往来活动于木排范围内，木排根据地因此成为琼西人民抗日斗争的大本营。开展广泛的抗日游击战“美合事变”后，国共合作关系破裂，但琼崖独立总队依托大南区根据地，积极开展抗日斗争，因此被日军视为心腹大患，必先除之而后快。故日军经常从那大据点出来，对根据地的村庄进行“扫荡”。1940年10月，日军在汉奸张运天的带领下，突然包围清平乡罗便村，以发“良民证”为借口，威逼来不及进山躲避的部分群众，集中到该村民羊忠威家大院里，然后用机枪扫射，80余名无辜群众被杀害。在日军的多次“扫荡”中，光古、木排、番长、武教和罗便等数十个村庄的房屋全被烧毁，被杀群众达500余人。面对侵略者的暴行，木排根据地的人民前仆后继，奋起英勇抗战。特别是第四支队成立后，根据地人民的抗日斗争如虎添翼。1942年6月，第四支队第二大队队长符志行组织一支由11人组成的突击队，在巴总桥伏击日军军车1辆，歼敌9人，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5支、短枪1支，我军无一伤亡。1943年6月9日，第四支队第二大队从木排出发，准备袭击清贤乡伪维持分会，部队因行踪暴露在迈格村，突然遭到数倍于我部的日军围攻，还有两架敌机助战。我军与敌激战一昼夜，趁夜秘密突围，安全撤回木排根据地。此役毙伤日军分遣队长长谷川和松本八郎等60余人。这是我军在遇敌包围，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一次能攻善守的成功战例。大队长符志行英勇顽强指挥，战绩显著，因此获独立总队颁发的特别奖章一枚。同年8月初，由国民党保六团团长杨开东率领该团的两个营和国民党儋县县长王焕率领的游击大队共1000余人，进犯木排根据地的四行村。在根据地上百个村庄的群众的全力支持下，第四支队第一、第二大队进行反击。经过两昼一夜的激战，我军将顽军击溃。此役毙伤敌连长以下官兵90余人，拉开了琼西抗日反攻阶段的序幕。四行战斗胜利后，以木排为中心的清平、洛基、和民与和祥等乡的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随着抗日斗争的进一步深入，在木排根据地的基础上，我党、政、军还开辟了以南正山为中心的四里根据地和儋白边区根据地，为最后夺取琼崖抗日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此期间，儋县联乡办事处、临儋联合县抗日民主政府、儋县抗日民主政府、临儋联县委员会等县级党政组织先后在这里建立和驻扎，从而有效地领导临儋两县军民的抗日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军接着与国民党军队较量。木排人民克服种种困难，粉碎国民党军多次“清剿”，力保根据地不失，最后夺取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歃血结盟 永跟党走在木排村西北边有个纪念园，园里用红花岗岩石雕刻成的5人群像，向人们讲述着77年前发生在木排根据地“歃血结盟”的感人故事。1943年8月，黎族首领王国兴组织和领导全国著名的“白沙起义”。由于敌强我弱，起义后受到挫折。王国兴、王玉锦分别带队伍进入鹦哥岭、什寒山一带坚持斗争。同年10月，王国兴在会上提出：天下只有红军不欺负黎人，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找红军，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经大家讨论，一致同意决定找红军（共产党）。经过几个月的苦苦寻找，派出的第三批黎族代表吉有理、王高定、王文聪终于在临高县和民乡能仁村（位于今木排村卜吉村民小组旁的一个村庄，现已不存在）找到了当时的儋临联县抗日民主政府，时任县长符英华把他们引见给马白山等人。根据黎族代表的要求，马白山、符英华与黎族代表3人在临高县清平乡古板村（现西联橡胶公司红旗队）的山坡上，按照黎族的传统风俗习惯举行歃血结盟仪式。从此黎族人民的武装斗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五指山革命根据地，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为海南的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毛zd主席对王国兴领导的白沙起义高度评价，赞扬黎族人民自发起义，主动寻找共产党，消灭国民党，建立革命根据地。为了纪念这段光辉的历史，2018年，儋州市委市政府投入资金1600多万元建设“歃血结盟纪念园”，由歃血结盟五人雕塑像、临儋联县县委县政府驻地旧址纪念碑、琼崖纵队第四支队驻地旧址纪念碑、第一次会面旧址纪念碑、五角纪念亭、纪念长廊、红军井等几大部分组成。该园区实现了民族资源、红色资源与绿色旅游的融合发展，如今已成为当地红色文化旅游的经典路线。周贡植：临难不苟为大义1920年8月27日，重庆朝天门码头，一位意气风发的青年踏上了前往法国的留学之旅。1928年4月3日清晨，还是在重庆朝天门。“砰、砰、砰……”随着国民党反动军警的枪声响起，这位青年和其余几位革命志士被残忍杀害。“他就是中共四川省委首届组织部部长周贡植。这一年，他29岁。”11月25日，九龙坡区社科联副主席王永登向重庆日报记者讲述了周贡植的故事。23岁加入旅欧中国共青团周贡植1899年出生在重庆巴县铜罐驿乡(今九龙坡区铜罐驿镇)陡石塔村。19岁那年，周贡植从巴县中学毕业并顺利考进了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1920年10月，周贡植抵达法国马赛。置身异国，周贡植每天起早贪黑，拼命工作，努力学习。一天晚上，周贡植刚回到寝室，同学袁庆云悄悄塞给他一本小册子。周贡植翻开一看，是一本《共产党宣言》!他如饥似渴地看完小册子，热血沸腾。在袁庆云的邀请下，周贡植参加了一个特别的聚会，结识了共产党旅欧代表赵世炎、周恩来和刘伯坚等人。23岁的周贡植毅然加入了旅欧中国共青团，由于表现突出，很快便转为正式党员。1925年秋天，周贡植被党组织安排回国，在重庆的中法大学四川分校任教。1926年2月，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并在中法大学四川分校成立了“农民运动研究会”，周贡植担任农业部秘书。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就在省内14个县建立了农会，发展了2万多名会员。同时，他在自己家乡发展党员，成立了中共铜罐驿党支部，建立了乡农会和区农会，还组建了一支“农民自卫军”，以保卫农会和农民的利益。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刚刚进入南京城，英、美军舰借口侨民和领事馆受到骚扰，炮击南京城，炸死炸伤中国军民2000余人，史称“南京惨案”。此消息传到重庆，点燃了重庆人民的反帝怒火。1927年3月31日，重庆数万群众手持横幅，聚集在通远门附近的打枪坝上，声讨帝国主义的罪行。杨闇公、周贡植等人刚刚走上主席台，突然枪声四起，大批军警拥了过来。在周贡植的指挥下，大部分参会人员平安离开了会场。直到军警冲进会场，周贡植等人才翻越围墙脱险。这次声讨大会，遭到了军阀刘湘、王陵基等反动势力的镇压，造成137人遇难，1000多人受伤，史称“三·三一”惨案。后来，周贡植被党组织安排到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任秘书长，协助国民党左派开展工作。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右派公然背叛革命，在全国实行白色恐怖。党组织受到了极大的破坏。不久，党中央派周贡植返回重庆，把家乡的党组织重新恢复起来。1927年8月，周贡植离开武汉，回到老家铜罐驿。铜罐驿紧靠长江，地形隐蔽，中共铜罐驿党支部在当地拥有良好的群众基础。上级决定在周贡植家里召开中共四川省临委会扩大会议。周贡植向父亲请求说:“有一批留法同学，要来我们家里聚会,希望父亲能够同意。”他父亲心里明白，微笑着回答:“放心开会吧，这里很安全。”王永登介绍，1928年2月10日，中共四川省临委会扩大会议在周贡植家中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省委委员11人，候补委员5人，并由5位常委组成了常委会，周贡植任农委书记兼组织部长。1928年2月15日，中共四川省临委会扩大会议结束，中共四川省委正式成立。为理想信念慷慨赴死“在周贡植等同志的努力下，全省的革命工作蓬勃开展。反动派加强了白色恐怖统治。”王永登称，1928年3月9日下午，重庆城区兴隆巷8号，中共巴县县委成立大会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突然，三个巡警上门来收“公巡捐”，在楼下没见到人，便上楼来催缴钱款。巡警一看屋里坐了这么多人，以为是聚众赌博，马上堵住门喊“抓赌”，并吹口笛呼唤其他警察。党组织的名册、文件、传单、刊物、资料等物证当场被搜出，巡警才知道抓到了共产党。周贡植等9人被捕。“由于他们都是中共四川省委的主要领导，反动军阀王陵基亲自审讯。”王永登介绍。审讯室里，王陵基向周贡植承诺:“只要周公子说出你们的组织和人员，我保证今天就放你回家。”周贡植冲着王陵基轻蔑地一笑，拒绝诱惑。王陵基气急败坏，对周贡植实施酷刑，依然一无所获。战友们被周贡植的革命斗志深深激励，个个英勇不屈，始终保守着组织的秘密。王陵基下令枪毙这些共产党员。临刑前的一天，狱警再次提审了周贡植。原来，在周贡植被捕入狱后，父亲周信诚通过一位在国民党任职的远房亲戚，送去了整整一千块银元。对方收了银元，勉强同意放人，却有一个条件，就是要周贡植写一份悔过书。周贡植坚定地说：“我绝不苟且偷生，誓要与反动派作坚决的斗争!”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周贡植托人带话，要妻子和腹中的孩子，将来继续自己未竟的事业。周贡植牺牲以后，亲友们深夜悄悄地收殓了他的遗体，运到铜罐驿陡石塔村埋葬。如今，位于铜罐驿镇陡石塔村(现为英雄湾村)的周贡植故居修葺一新，故居内正在举办“初心·使命·奋斗——巴渝地区早期共产主义运动文物史料展”。“周贡植同志临难不苟、舍生取义的光辉形象永远活在人们心中。”王永登说，先烈的故事激励大家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承和发扬革命烈士为党牺牲奉献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把爱党爱国之情落实到实际工作中，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舍生忘死、无私奉献。郭沫若的读书学习之法我国著名的文学家郭沫若，在文学、历史学、考古学、书法艺术等领域颇有建树。他一生与书结缘，形成独特的读书学习方法，留与后人参考借鉴。读书治学须不畏困苦郭沫若读书，常将书中内容熟读成诵，烂熟于心。据松枝茂夫回忆：“我在中国文学研究会时，曾拜请郭先生来做演讲。郭先生没用演讲稿，讲的是关于‘易’的内容。他熟练地在黑板上写出《左传》《礼记》中的句子。十三经的内容郭先生已经全部记住了。”世人公认郭沫若才华横溢、学识渊博，与他勤学苦读息息相关。他深知读书治学，非朝夕之就，大有有始无终、半途而废者；也有偷奸耍滑行旁门左道之人。读书本是辛苦之事，需坚持不畏困苦的精神。他曾写联自勉“读不在三更五鼓，功只怕一曝十寒”，也曾在留学日本时的家书中写道：“勤苦二字，相因而至，富思淫佚，饱思暖逸，势必所然，故不苦不勤，不能成业。”治学需搜罗一切材料尽可能使无遗憾。他曾告诫学生：“搞历史研究，除了懂得一些正确的方法之外，还要占有大量的资料。资料的搜集、整理、分析是必须尽力进行的艰苦工作，丝毫不能偷巧。尽可能占有第一手资料，迫不得已时，批判地接受第二手资料。”为寻找一手资料，郭沫若在日本进行了艰苦搜索，他去各大图书馆借阅相关书籍，去书店立读暗记，辗转托人寻书。他说：“我要寻找第一手的资料，寻找考古发掘所得的，没有经过后世的影响，而确确实实足以代表古代的那种东西。”在现存的郭沫若致容庚的42封书信中，有28封书信明确提出借阅书籍或恳请代为录示、复制、购买拓片和书籍等要求。读书治学须不畏权威读书治学不能仅凭个人情感使然，专注于一家之言，而对其他观点疏于研究，浅尝辄止。郭沫若研究周秦之际的意识形态时需要对先秦诸子的著作认真研读，尽管他个人情感方面对韩非子之见憎恶万分，但并未使他将其弃之不顾，而是“翻来覆去，读了又读，读得烂熟”。《礼记·大学》有云“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郭沫若认为读书也应秉承这种态度，排除个人情感倾向，客观公正。读书治学不应拘泥于世人看法，重复前人话语，应当直探本源不受前人的约束。郭沫若之前，学界对先秦研究或是单纯训诂考释或是专门阐发义理，郭沫若却利用唯物史观研究诸子百家之言，得到许多新的发现。古代史分期问题上郭沫若也是另辟蹊径，以马克思主义生产资料占有理论区分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并加以翔实史料周密论证，确立“战国封建说”。郭沫若对甲骨文字和青铜铭文的研究曾被时人视为落后之物，他被斥责为“玩物丧志，成了隐士”。但其并未为此折服，而是贯彻了他的志向，这才有了后来的“郭鼎堂”。读书治学须涉猎广泛郭沫若博览群书，“胸藏万汇凭吞吐，笔有千钧任翕张”。他求学期间虽是从医却广泛涉猎文学、哲学、社会经济学等著作。郭沫若认为研究深邃之书“不精读便不能得其要领，不能体味‘雅言’的力量”。对创作而言，读书只需泛读以启发暗示。“书读太多是写不出自己的东西的。我读歌德诗的时候，也就是大致浏览开头几行，马上捕捉那一闪而过的灵感迅速写下来。”关于精读，郭沫若主张：第一，要用自己的能力去理解；第二，要用自己的能力去批评。“读深奥难懂的书，犹如过连峰簇拥的险途，但不要怕这些险峻的山峰，寻出路径，自己跋涉，循序渐进，坚忍耐劳，便可踏破险途达到目的地。”读书第一步就是要理解书，人在不同阶段对同一本书的理解都会不同，而理解书只有通过自己不断的熟读深思才能完成。读书第二步是在对原著理解已足时，不受前人约束，用自己的能力去批评。然而约束并非没有，批判也有限度。“人是活的，书是死的，活人读死书，可以把书读活。死人读活书，可以把人读死。”对书真正的消化吸收是用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读过的书目，努力发现其中错误，敢于质疑挑战，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郭沫若少年时读《庄子》欣赏其“汪洋恣肆”的文风与“安贫乐道”的人格，五四时期再读《庄子》则发现其中蕴含的“泛神论”思想和真人哲学，后来采用唯物辩证法对庄子思想既有所肯定又有所否定，写成《庄子的批判》。这正是其“一通二否”读书法的成果。读书治学须学以致用学以致用是读书真正的价值追求。郭沫若曾为母校石室中学题联“爱祖国爱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学习，求真理求技艺愿增进文翁石室之光荣”。也曾为邹韬奋故居题联“韬略终须建新国；奋飞还得读良书”。郭沫若认为，多读书、读好书，学好理论知识是非常重要的。任中科大校长时，他坚决反对照搬苏联高等教育的做法，注重培养学生扎实的理论基础和熟练的实验技能。强调读书是为更好地指导实践。学习文韬武略是要在现实中为国家的建设发展服务。郭沫若的一生是勤学苦读与实践爱国的一生。少年郭沫若把“科学技术”看得很重，热切读与此有关的书籍。为实现心中抱负，1914年远赴日本学习医学。家书中不止一次提及读书与报国的关系。“现在国家弱到如此地步，生为男子，何能使不学无术，无一筹以报国也”，“男幼受父母鞠养，长受国家培植，质虽鲁钝，终非干国栋家之器，要思习一技，长一艺，以期自糊口腹，并藉报效国家”。五四运动爆发后，郭沫若决定弃医从文，“想通过文学使中国起变化，想用诗歌唤醒雄狮，唤醒沉睡的中国民众”。流亡日本期间，他广搜材料，专心治学，写成开创中国唯物史观派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大量阅读史料书籍，创作《屈原》《棠棣之花》等历史剧，宣传抗战，鼓舞民心。新中国成立后的郭沫若，不因曾经的选择而“重文轻理”，既看重人文也重视科技，以一个诗人的热情呼唤“科学的春天”。郭沫若一生著述丰富，学识渊博，其遗留于世的文化遗产，足以夸耀当世，而他借以创造这份遗产的读书学习的经验，指出了一个伟大的学者和作家走向成就高峰所遵循的途径。不朽的红色雄鹰——人民军队航空先驱冯达飞的故事位于广东连州市东陂镇达飞巷16号的一座老屋，曾经走出一位人民军队航空先驱。他，就是冯达飞。提及冯达飞的经历，连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黄兆星说：“冯达飞既懂航空、步兵炮兵理论和技术，又有指挥大兵团作战以及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能力，同时又掌握了英、俄、德3门外语，在我军早期高级指挥员中可以说极为罕见。”多兵种军校学习历练冯达飞1901年7月31日出生于连州东陂镇一个小商人家庭。父亲早逝，他自小与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母亲相依为命。1919年7月，冯达飞中学毕业后，考入广东陆军测绘学校。1921年又转入西江讲武堂，次年毕业后任粤军中尉。1924年5月，他被选送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第四大队学习。1924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冯达飞外孙女婿、连州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乔国华介绍说：“1925年8月，冯达飞被广东革命政府和党组织选派到苏联莫斯科航空学校、苏联红军步兵学校深造。”“1929年年底，冯达飞参加了百色起义。”黄兆星说，“当时广西省（现在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军械库被我军接管，库里虽有许多武器，但大部分已残缺不全。能否及时修理好这些武器，对起义成败关系重大。”冯达飞临危受命，带领一支20多人的队伍进入军械库。凭着过硬技术，经过10多个昼夜奋战，赶在起义前夕抢修出了20余挺重机枪、5门迫击炮和3门山炮，为起义立了大功。驾驶缴获的敌机战斗1932年1月起，冯达飞先后担任湘赣军区参谋长、独立三师师长、红八军代军长，兼任红军学校第四分校校长。这期间，参加反围剿斗争，他各方面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1932年4月，红军攻克闽南重镇漳州，缴获国民党军阀张贞的两架飞机，其中一架受损严重不能使用。冯达飞奉命日夜兼程，赶赴漳州，检修飞机。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在当地能工巧匠的协助下终于把飞机修复。由于战争形势发生变化，冯达飞奉令把缴获的飞机飞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府瑞金。没有航空炸弹，他就把迫击炮弹绑起来挂在炸弹架上，还装上几捆传单。在没有导航和飞行路线图的情况下，毅然从漳州驾机飞越高山峻岭，向瑞金飞去。当冯达飞驾驶飞机飞越敌占区时，敌人以为是自己的飞机，有的抬头观望，有的打旗联系。冯达飞利用敌人的错觉，扔下迫击炮弹，狠狠打击了敌人。拒敌诱降英勇赴死“1934年10月，冯达飞参加长征，编入陈赓领导的干部团。”乔国华说，“1935年至1936年，任陕北红军大学教员。1937年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二、第四大队长。”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在石井坑的突围大血战中，冯达飞不幸腿部中弹受伤被捕。面对国民党的劝降，冯达飞义正词严地拒绝。1942年6月8日，冯达飞被害于上饶集中营，年仅41岁。2017年11月3日，经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党委政治部组织局批准，随着响亮的凿刻声，冯达飞的英名，被镌刻上北京中国空军英烈墙。白军从“围剿”到投奔，红军为什么能“红军既然那样‘坏’，为什么所有的群众都帮助他们呢？”这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是88年前被派到江西“围剿”红军的国民党第26路军不少普通士兵提出来的，他们的长官当时用“一阵臭骂、马鞭子”作了回答。如今，它被做成展板挂在宁都起义纪念馆墙上。1931年12月14日，踞守江西宁都县城的国民党第26路军1.7万余人，起义加入红军，史称“宁都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他们的人数相当于半个红一方面军，还携带了两万多件武器。”宁都起义纪念馆讲解员陈琳借用网络流行语，把起义比作红军的一次大面积“圈粉”，“‘围剿’变成了投奔，对手变成了战友，这是了不起的壮举。”这次“圈粉”，红军靠的是什么？粉碎前3次“围剿”打出赫赫威名，第26路军官兵思想混乱、军心涣散，九一八事变后“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不得人心，党的秘密组织的策动组织有力……自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从事宁都起义研究的宁都起义纪念馆原副馆长曾庆圭说，促成宁都起义的因素有很多，最根本的，在于党领导的红军是为人民、得民心的新型军队，党创建的政权是永远属于人民的红色政权。家住宁都县小布镇的吴传寿，是红军烈士吴祖绳之子。他告诉记者，红军来宁都前，他们家给地主当长工，吃不饱、穿不暖，是红军让他们分到了田、能吃饱饭，所以他的父亲兄弟二人都参加了红军。“翻身把歌唱，当家作主人。”宁都县委党史办主任邱新民介绍，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前后，中央苏区举行过3次较大规模的民主选举运动，广泛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与支持。据史料记载，被红军俘虏的第26路军士兵，曾写信回老部队介绍自己的所见所闻：农民分得了土地，工人加了工钱，再不受东家的压迫了。他们还特意提到，“红军内的生活官兵一样平等，没有长官的打骂与压迫”。这样的描述，与第26路军士兵时常看到的红军标语相符。直到现在，宁都县境内不少革命旧址的墙壁上，“士兵不打士兵，穷人不打穷人”的标语依旧清晰可见。但标语内容超出了他们的想象，他们“不相信有这样的军队和政府”，就像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后来不敢相信苏区实行全部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50%。稳妥起见，1931年7月间，有心投靠红军的第26路军官兵派出3个代表，“开小差”前去打探情况。当第26路军官兵听说红军将领与士兵一样穿草鞋、着布衫，与士兵一样吃饭、睡觉，他们“竟不顾环境笑起来”。“在白军军营，冒着犯军法杀头的危险，谈论红军的种种好处，还忍不住笑起来，充分说明他们对红军是真心向往，认定只有加入红军才是出路。”陈琳说，起义前，一首作者不详的打油诗在第26路军暗中流传：出了北门望北坡，新坟总比旧坟多，新坟里埋的都是北方老大哥，要想离开这北坡，必须联合红军一起来倒戈。1931年12月16日，宁都起义两天后，第26路军被中革军委授予“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番号，从此踏上“为工农阶级利益打仗”的征途……红军长征第一仗传递的四个必胜信号江西信丰新田镇，这里是国民党军包围中央红军的最南端，却有着一段“惊天动地”的传奇。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部队顺利渡过于都河，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10月下旬，红三军团第四师作为先头部队，挺进百石村，打响了红军长征第一仗——百石战斗。随后几天内，多路军团先后突破了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取得万里长征的第一场胜利。这场胜仗背后，也传递出长征必胜的信号。——战略转移，出击果断，夺取胜利。1933年夏，国民党军不断压缩苏区边界，蒋介石认为，第五次“围剿”将是与共产党的最后一战。他想不到的是，面对驻防4万多人、以桃江为天堑的百公里封锁线，1934年10月17日，中央红军主力向指定的进攻发起地域多路秘密开进。18日，中革军委发布突围命令，由金鸡、新田、古陂等地域突破封锁。10月19日至20日，红军主力进抵陈济棠的南路军碉堡群防线，完成突围前的作战准备。信丰县党史办主任庄春贤说，如果当时红军在思想上畏首畏尾、犹豫不决，在军事行动上不敢主动出击、不敢突破，后果将不堪设想。事实上，二万五千里红旗飘扬的路上，突破腊子口、直罗镇大捷、激战嘉陵江等历史关头，无一不是红军将领充满智慧、敢于出击而创造出的一个个难于跨越的奇迹。——革命理想高于天，将领身先士卒、战士勇往直前。九死一生的长征路，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条浸透鲜血的艰险之路。红三军团四师独臂师长洪超的故事，在百石村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百石战斗中，红四师先头部队第十一团红军战士冒着枪林弹雨，越过铁丝网，翻过深深的壕沟，冲向敌人碉堡。僵持之际，洪超亲自指挥十一团，却不幸被子弹击中，壮烈牺牲，年仅25岁。倒下的是身躯，立起的是丰碑。将领的冲锋陷阵，让红军将士们士气倍增。百石一战，红军全歼守敌200余人。几天之内，各路红军先后在信丰县境内的新田、金鸡、古陂、石背等地打垮了国民党守军，顺利突破“铜墙铁壁、坚不可摧”的封锁线。庄春贤说，面对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中央红军没有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和革命必胜的坚定理想信念，是不可能有如此神速和坚韧的战斗力。——“苏区人民真亲！”群众全力支持，做红军坚强后盾。庄春贤介绍，百石战斗当天正逢新田集市，红军先头部队发现这个情况后，积极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动员群众不要赶集，以防泄露军机。当地老百姓为支持红军行动，都待在家里。正因如此，当日，红军已逼近新田镇制高点时，敌军才发现，这让红军有了先发制人的良好机会，为赢得胜利打下坚实基础。百石村村民陈泽民回忆，他的父亲经常讲起，当时村民们知道红军要突破敌人的阻击，都主动给红军当向导，让红军熟悉地形，选择最佳位置突破。当敌人躲进“万人祠”围屋时，当地群众又主动为红军出谋划策，选择最佳突破口进攻。红军冲锋陷阵为革命，群众全心全意助红军。当时，百石村村民们会送鞋给红军穿、送水给红军喝、煮饭给红军吃，还主动把自家粮食赠予红军。“但是红军很守纪律，一定要坚持给村民开借条。”百石村村民张小明拿出自己收集的当年红军写的粮食借条说。一担担粮食、一张张粮票、一双双布鞋……这些朴素的赠予，表达着百姓对红军的爱戴，更是血浓于水的亲情。——对党领导的红军队伍向往而信任，参军踊跃、革命力量一路扩充。这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百石村党支部书记邱贤松介绍起村民卢二姣的事迹时，十分激动。卢二姣的丈夫去世早，她一人独自带大廖发生、廖根生、廖九郎三兄弟。她为人正直、性格刚毅，对地主老财恶行及不平之事深恶痛绝。受母亲影响，大儿子廖发生早早投身革命，在战斗中英勇就义。而在百石战役打响时，卢二姣让自己另两个儿子去前线，帮红军运送弹药、抬送伤员。红军的英勇，让廖根生、廖九郎钦佩万分。“妈，我们想跟红军走。”兄弟俩提出期盼后，卢二姣虽不舍，却毅然让两个儿子追随红军。据百石村村主任曹小明介绍，当年，还有许多村民像卢二姣一家一样，对红军充满敬仰。得知红军队伍在征召新战士，村民们积极响应，鼓动年轻人报名参军。当年百石村参加红军的人数有几十人，有效补充了红军部队的战斗力量。听说，百石村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十多个，这里还走出了一个开国少将童国贵。他们的一往无前、不畏牺牲，极大地支援了革命事业。百石战斗后，陆定一写下“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的豪迈诗篇。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今天回看，这场长征，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场胜利。免责声明：图文来源网络征集，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站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