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新形势 把握新情况 推动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编制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重要体现，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大优势。20世纪20年代，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在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问题时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是按计划进行的”，其后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制定并通过了1928—1932年国民经济计划，标志着五年计划的诞生。按照这个发展模式，从1927年到1937年苏联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强国。斯大林逝世后，政敌英国首相丘吉尔非常感慨地评价说：“他接过的是一个扶木犁的穷国，他留下的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强国。”斯大林是令对手不得不佩服的人。足见其杰出和伟大。《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明确了二战后的体制机制。斯大林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集大成者，其标志是短短二十年的时间建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苏联，并以此为基础打败了法西斯德国，这就是斯大林的两大历史功绩，永远抹灭不了。由此可以充分肯定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在此我们对其不作全面的功过评价。此后，中国、越南、古巴、朝鲜（七年计划）等国家纷纷效仿，制定国民经济计划成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标志之一。韩国、印度、马来西亚等非社会主义国家，也曾经或正在用五年计划来指导经济社会发展。但对于处于西方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制定五年以上的长期规划并加以落实几乎不可能。《福布斯》有一篇文章曾写道：“我们目前的体制不能实施类似五年规划的方案，因为我们无法让政客承担责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恩格尔曾说：“在中国为下一代制定五年规划之时，美国人只在为下一届选举规划”。虽然任何政党在竞争选举中，都会提出所谓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但选民很清楚，一旦选不上，这些规划都是空的，即使选上，四年后如果该政党下台了，这个规划也就可能终止了，或根本都还没有来得及实施，这个长远的规划将被新的政见和规划替代。这是西方制度的一个重大弊端。相反的，社会主义国家却有制定规划并落实的制度优势。我们正在为之奋斗的“两个百年”目标，是从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就制定的长期规划。从新中国成立到今天，我国共制定了13个国民经济规划（计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与“两步走”的发展战略。所谓“两步走”，第一步是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是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对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间，毛泽东则指出：“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第二阶段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即温饱、小康、现代化。第三个阶段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两步走”战略安排，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战略安排。这三个阶段，目标接续、从未间断。从三个阶段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国民经济从增长到发展、从计划到市场、从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的变迁。五年规划作为探寻中国经济发展规律、总结经济发展教训的重要工具，伴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成长、停滞、壮大。在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五代中央领导人领航掌舵，紧紧围绕国民经济规划明确的任务，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接续奋斗，一步一个脚印实践和实现规划目标。从1953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国民经济规划（计划），对我国创造世所罕见的发展奇迹，发挥了卓有成效的作用。从“一五”计划到“十三五”规划，每个五年计划的主题为：一五计划（1953—1957）：工业增速、超英赶美。二五计划（1958—1962）：大跃进、大倒退。三五计划（1966—1970）：三线建设、备战备荒。四五计划（1971—1975）：严重失控、调整战略。五五计划（1976—1980）：新跃进、大转折。六五计划（1981—1985）：走向改革开放。七五计划（1986—1990）：改革闯关、治理整顿。八五计划（1991—1995）：小平南巡、改革潮涌。九五计划（1996—2000）：宏观调控、经济软着陆。十五计划（2001—2005）：指令计划退场、市场配置资源。十一五规划（2006—2010）：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十二五规划（2011—2015）科学发展、转变方式。十三五规划（2016—2020）脱贫攻坚、全面小康。从“一五”到“十三五”规划，每个“五年规划”都有鲜明的主题、清晰的思路、丰富的内容，涵盖方方面面，承载上上下下，对应大大小小，兼顾左左右右。近七十年的发展，以“五年规划”这种发展模式作出了巨大的成就。这期间以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五年规划”发展模式就是重要内容之一。毛泽东深刻反思苏联僵化模式，邓小平勇敢抛弃苏联僵化模式，习近平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进行全面深化改革，成就了今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充分证明，中国“五年规划”的发展模式实践探索具有“五个鲜明特征”和“五个有利于”。“五个鲜明特征”即：一是计划性，特征是按比例发展；二是长期性，特征是按宏观目标发展；三是连续性，特征是一张蓝图发展；四是人民性，特征是按需求发展；五是项目性，特征是编制具体的项目促进发展。“五个有利于”即：一是有利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保证国家战略实施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二是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推进重大中长期战略实施；三是有利于有步骤地补齐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解决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四是有利于更好的保障和改善民生；五是有利于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和市场预期，动员全党和全社会为中长期规划实现而奋斗。国民经济规划对于全面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战略目标，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彰显了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宏观与微观、远期与近期、上级与下级、政党与民众、项目与目标、内部与外部、国家与个人等等都是“五年规划”发展要处理好、协调好、统一好、结合好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有具体的问题，更多则是宏观问题，要有理性的分析，才能明方向、知大局、走远方。普遍性与特殊性怎么结合？内因和外因怎么结合？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怎么解决？矛盾主要方面和矛盾次要方面怎么解决？都要体现其间。特别是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怎么处理好、解决好一直贯穿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六四风波都是明证，全球流行新冠肺炎疫情也是明证。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处于“两个百年”交汇点、处于“两个大局”之下的特殊背景，决定了“十四五”规划关乎国家发展的走向、关乎社会的长期稳定、关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关乎党的执政根基。全会指出：“将‘十四五’规划与2035年远景目标统筹考虑，对动员和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中央的基调已经明确，xx深入贯彻落实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关键在于三句话，即：适应新形势，认识新市情，推进新发展，这就是我们这次中心组学习的主题。一、适应新形势1962年，毛泽东曾预言：“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50多年过去后，历史与实践证明，世界格局已经发生了沧桑巨变。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高度重视对发展环境的分析判断，再作出相应的决策是我们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一大经验。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必须从长期大势认识当前形势，这是分析形势的基本方法”。什么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怎么来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关乎我们对形势的判断。对于这一宏大概念，学术界从“变局”的起点、时间跨度、内涵及实质等多方面进行了解读。虽然学者们阐释的路径不尽相同，但普遍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机遇。清末，李鸿章无论提出“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还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指的都是中国国运由盛而衰的转变。如果把李鸿章所说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视为一场危机和挑战的话，那么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则更多是一种机遇。因此，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同时指出，这个发展变化就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在这样的新形势下理性研判、理性预期、理性决策，就是要站在xx的土地上看xx、看中国、看世界，把握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深刻内涵。只有这样，才能找准定位、科学谋划、创造机遇，融入新发展的时代潮流。（一）准确理解把握新发展阶段，切实找准xx发展新定位。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制度优势显著，治理效能提升，经济长期向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劲，社会大局稳定，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对于“新发展阶段”，我们认为，这是基于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基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效、基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矛盾深刻变化做出的重大战略判断。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发展阶段，就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阶段。这在我国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进入新发展阶段，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大跨越”。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要素禀赋条件等将面临深刻变化，大挑战、新挑战中也孕育着大机遇、新机遇。新形势具体来看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从生产力的角度来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大变局的重要推动力量。二是从国际形势来说，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尤其是“东升西降”是大变局发展的主要方向。三是从历史事件来说，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是加剧大变局演进的催化剂。四是从发展的特征来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是大变局的基本特征。综合国内外环境变化，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比如，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为我国实现创新发展、“弯道超车”提供了机遇，但也存在现有差距继续拉大的风险。可以预见，如果美国同盟对中国实施技术禁运，中国的技术虽然也会发展，但发展速度会大幅减慢，且很可能将与美国同盟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当然，如果只是技术封锁，中国可以在现有技术水平上前进，维持国内技术与生活水平基本没有问题，因为技术是本身可以不断重复使用的可再生资源。比技术禁运更严重的，我们要预见到的是能源和资源的禁运与封锁。美国同盟如果对中国进行技术、能源和资源禁运与封锁，也就是切断中国经济生命线，但中国很难反制美国，一是美国经济生命线离中国太远，二是中国的军力及其投放范围无法危及美国的经济生命线，三是美国的技术、能源、资源自足性远高于中国。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为我国实现民族复兴提供了推力，但也存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加紧遏制的风险挑战。八国联军的历史证明，西方历来不想出现一个强大的东方中国。抗美援朝是联合国军打朝鲜，危及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六四”之后西方七国制裁中国也证明历史再重演，这次新冠肺炎如果不是中国强大了，西方列强的嘴脸早就不是如此。全球治理体系调整为我国在国际上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条件，但也存在世界陷入新旧治理体系碰撞对抗的风险。“西方之治”和“中国之治”是表象看问题，用人类命运共同体替代现在形成的西方治理模式，有待于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更有待于我们文化建设的成功，用“东方治理”代替“西方治理”任重道远，绝非易事。新冠肺炎疫情增强了世界对我国制度、文化和治理的认同，但也存在抹黑“甩锅”我国的风险。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既是对我们国内发展稳定的一次历史性考验，更是我们应对国际斗争的一次严峻考验。国际斗争没有我们想象那么简单、那么容易、那么轻松，需要智慧、需要勇气、需要韧性。我们要在国际斗争中赢得主动权，还有很长很难的路要走。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给我国实现新发展创造了新动力，但也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衍生的系列风险。中国之大、中国之宽、中国之长，全世界绝无仅有，要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难度之大、困难之多、矛盾之尖锐全世界没有，不会是轻易可以解决，不会是轻松可以解决，不会是轻快可以解决。高质量发展有多方面的优势和条件，但也存在转型不畅、经济失速的风险。这实际已经出现。转型难、发展慢将是我们下步最大的风险之一。凡此等等，都需要我们在“十四五”时期辩证认识和科学把握。站在新的历史交汇点，我们要看到今天的xx即将圆满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即将取得决定性胜利，工业化蓄积起高质量跨越发展新动能，社会需求从数量型迈向质量型，边疆性、前沿性带来的开放优势愈加明显……，我们面临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xx、亲临xx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国家以更大力度对冲疫情影响带来的政策性机遇，中缅经济走廊建设带来的开放机遇，东部和南部产业转移带来的发展机遇，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时”与“势”依然在我们这一边。深刻把握新发展阶段的特点，不仅要善于顺势而为、把优势转化为动力，更要立足xx市情新内涵，找准发展新定位，围绕建设“xx辐射中心”“xx工业重镇”“xx高原特色农业示范区”“xx世界健康生活目的地”，大力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加快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xx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