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切联系服务群众 努力提高群众满意度同志们：根据XX活动统一安排，今天同大家一起，结合前段时间的学习情况，围绕“密切联系服务群众，努力提高群众满意度”这一主题，从为什么要密切联系群众，如何做好联系服务群众工作，取得群众满意的实效两个层面与大家交流一下学习体会。一、为什么要密切联系群众大家都知道，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其中，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在不同年代，党的五代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都对密切联系群众作出深刻阐述，强调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任何时候都不能削弱和丢掉密切联系群众这个优势。我们党为什么这么重视联系服务群众工作，我们今天为什么一再强调要密切联系群众，到底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必要性，有什么样的现实性、紧迫性，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与大家作一下交流。第一，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我们必须大力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我们党成立以来，已经完成和正在推进“三件大事”：第一件是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第二件是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第三件是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2010年，我国的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一个又一个胜利，就是因为我们党深深扎根群众之中，与广大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就是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建国，我们党从一个只有几十个成员的小党到一个治理960万平方公里国土、四亿人民的执政党，从“星星之火”到“全国山河一片红”，一路走来，历尽艰险，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始终保持了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在解放战争时期，毛主席转战陕北时，我军只有2万多人，国民党军队是20万人，情况紧急时，敌我只相隔几里路，有时就是这个山头和那个山头，许多领导同志劝毛主席东渡黄河，他却说：哪里群众拥护，那里就最安全。最终依靠群众支持，粉碎了敌人的进攻。1948年春天，山西临汾解放战役期间，有一个“26万副门板”的故事，讲的是临汾周边几十里内的老百姓，在部队没做任何工作的情况下，家家拆门板26万副、梁木十万根送上前线，帮助部队制作担架和攻城工具，支前百姓达到20多万人。有许多民歌民谣描绘了革命战争时期和谐融洽的干群关系，以及人民群众对军队的大力支持。比如，有一首山歌唱道：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穿着草鞋分田地，夜打灯笼访贫农。我们山东的沂蒙山小调唱道：“最后一把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亲骨肉含泪送他上战场。”陈毅元帅曾经说过：“我就是躺在棺材里也忘不了沂蒙人，他们用小米供养了革命，用小车把革命推过了长江！”我们党正是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才创造了这些令人震惊的奇迹。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就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一历史阶段，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一穷二白、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我们党深刻地认识到，打天下是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坐天下仍然要依靠人民、为了人民。为尽快抚平战争创伤，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党中央充分调动亿万人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尽可能地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特别是积极争取广大农民、手工业者、私营工商业者的理解和支持，逐步实现了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三年严重自然灾害时期，广大人民群众体谅国家困难，自觉服从国家利益，纷纷响应国家号召，积极参与国家建设，先后有近八百万职工、一千万城镇人口到农村艰苦创业。我们党正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才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国民经济的调整任务，提出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取得了巨大成就。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也深刻地体会到，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短暂历史时期，造成了党的事业徘徊不前，甚至遭受严重挫折，也进一步证明了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性。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也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总结这一时期成功经验时，有学者深刻指出，改革开放与群众路线是有机统一、相辅相成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改革开放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改革开放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如果不是紧紧团结人民，真正依靠群众，许多改革的实践就不可能产生，许多改革的思想就不可能形成。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初起源于安徽省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当时实行的是“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生产规模大、公有化程度高，生产中没有责任制，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不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小岗村的18位农民认识到这一弊端后，偷偷摸摸地把生产队的地分掉了，还联合签订了一份不到一百字的包干保证书，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分田到户；二是不再伸手向国家要钱要粮；三是如果干部因此坐牢，社员保证把他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当时，国务院主管农业的副总理万里向邓小平汇报了这一情况后，邓小平首先肯定干没有问题，他认为一个生产队能资本主义到哪里去，看着他能干对了，我们大家都学习再推广。1982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在全国全面推广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农民发展多种经营，使广大农村地区迅速摘掉了贫困落后的帽子，中国因此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奇迹：用世界上7%的土地养活了世界上22%人口。再如，后来发生的1998年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2003年的抗击非典、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去年的阻击新冠肺炎疫情等等，都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下，我们党才有效地化解了各种风险和挑战。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证明，紧紧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真心实意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是我们党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艰难险阻的重要保证。大到一个国家、一个地市，小到一个乡镇、一个村居，都必须继承和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为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第二，新形势下群众工作呈现新的特点，我们必须适应新的发展变化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联系服务群众工作。近年来，社会上流传着这样几句话：“交通方便了，干部离群众却远了；通讯发达了，干部与群众交流却少了；干部文化程度提高了，做群众工作的本领却降低了；国家惠民政策增加了，群众的意见却增多了”。这些现象在我们身边确实存在。透过现象看本质，说明当前的群众工作正面临新的形势，发生新的变化，呈现出新的特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联系服务的内容更加广泛多变。现在联系服务群众，已经不是原来我国处在低收入水平条件下，让群众吃得饱、穿得好，这些简单的群众工作目标，现在群众有更高的目标要求。群众从原来有吃、有穿逐步过渡到有住房、有收入，有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还要有医疗保障、养老保障，有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等等。比如，我们农村外出务工的群众，上一代和这一代的需求层次就有很大变化：上一代农民工都经历过困难和饥饿时期，他们进城务工就是为了赚钱，对工作环境、生活条件等都没有很高的要求。但是现在外出务工的年轻人就有很大不同，他们大多数受教育程度比较高，对城市生活有比较美好的期望，他们更倾向于把自己定位于城市人，希望能够像城市人一样生活。许多大城市也顺应他们这些思想需求变化，原来称呼他们叫“农民工”，现在称呼他们为“新市民”。再比如，农村人口向城市和非农产业大规模流动，就出现了无地农民、失地农民、进城务工农民等不同群体，每个群体的利益诉求各不相同。我们联系服务群众也要满足不同层面群众的生活需求、利益诉求，这给联系服务群众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二是联系服务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当前，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群众文化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群众的政治意识、法治意识、权益观念都在不断增强，特别是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换届选举、村务管理等问题上，群众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加强民主监督的意识也在不断增强。同时，组织管理群众的难度也在不断加大。比如，以前群众什么都听村干部的，现在村民自治，村民也有了“话语权”；以前村里大喇叭一响，上级精神直接传达到各家各户，现在农民各种各的地、各耕各的田，人员难组织，会议难召集，信息难沟通，管理起来很不容易。有个别群众还存在重利益轻道义、重自己轻集体、重维权轻法制的问题，尤其是当前信息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各项政策法规非常透明，宣传报道也很及时，群众的政策水平、理论素质也得到普遍提高。像有些上访反映问题的群众，经常读书剪报、上网看电视，对时事政策了解的比较全面系统，不注意学习、水平一般的党员干部根本讲不过他们；极少数群众受传统思维定势的影响，存在“信访不信法、信上不信下”的思想，认为“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等等。群众这些思想观念的变化、传统思想的存在，都给做群众工作带来了较大的难度。三是联系服务的环境更加严峻复杂。当前，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既是黄金发展时期，又是矛盾凸显时期，按照先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这是一个遗留问题和现实问题相互交织、合理诉求和无理诉求相互叠加、直接利益和间接利益相互纠集的时期，各项矛盾集中呈现、错综复杂，涉及面广、处理难度大。特别是现在处于网络时代，电话、手机的普及率越来越高，信息沟通非常方便，相应地各项工作透明度也更高了。如果我们在处理群众反映问题时，总想捂着盖着、封锁消息，试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已经变得不可能。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认真分析、积极应对，以适应新的形势变化，全面做好联系服务群众工作。第三，当前党员干部面临脱离群众的危险，我们必须着力提升密切联系服务群众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其中，脱离群众的危险是巩固我们党执政地位的最大危险。这是我们党在深刻分析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特别是深刻总结当代世界政党更迭的经验教训之后，做出的一个重大的科学判断。苏联解体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苏联共产党是革命导师列宁创建的无产阶级政党，成立于1898年，解散于1991年，执政时间长达74年。苏联共产党亡党前，曾有党员2000万人，约占前苏联人口的10%。就是这样一个成立时间最早、执政时间最长、党员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政党，被曾经担任过莫斯科市委书记、后来担任俄罗斯联邦总统的叶利钦，签署了一个“非党化”总统令，毫无抵抗地宣告解散，前苏联也因此彻底解体。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列宁曾经尖锐地指出：对于布尔什维克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苏联共产党后来的垮台，恰恰验证了列宁当年的这个判断。1990年，前苏联有一个“苏共究竟代表谁”的调查，被调查者认为代表全体劳动人民的只占7％，认为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代表党的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占85％。有人讽刺说，苏共有20万党员的时候，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夺取了全国政权；有200万党员的时候，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而有近2000万党员的时候，却失去了政权。一个政党执政的根基，不在于历史有多长，也不在于过去贡献有多大，更不在于党员数量有多少，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拥护作为基础，都难以维系。看看我们的党员数量，1921年党成立的时候，57名党员；到建国的时候已发展到449万，这段时间增长比较快，与我们当时解放战争形势迅速推进有关，但是那个时候党员数量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也不到1%；到1978年的时候，全国有党员3698万，占全国人口的3.86%；目前，全国党员9500多万，占全国人口的接近7%。这些年党员数量增长得很快，数量问题已经不是执政党的最大问题。但是数量多了，如何提高质量，如何优化结构，还是需要深入研究的一大难题。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在全国组织工作会上讲，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力量和作用，既取决于它的党员数量，更取决于党员质量。苏联2000万党员，出现了那种情况，我们现在9500多万，管理好了是一种巨大的财富和资源，管理不好也会出现漏子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