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政党制度：一个中国故事的世界意义当今的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我们告别了“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的宿命，但“失语就要挨骂”的问题仍没有解决。由于各种差异，我们不断遭逢各种“话语困境”。因此，打通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壁垒，构建具有传播力和影响力的“中国话语”，从而在全球体系中掌握主动权与话语权，是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日前发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正是构建中国话语、提高中国话语权的重要举措。值得注意的是，2007年，国新办也发表了《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那么，从“中国的政党制度”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转换，产生于何种实践需要，表达了什么样的文化传承与价值追求？理解了这个问题，也就理解了“新型政党制度”作为理论形态出场所要解决的时代课题，就能理解新型政党制度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组成部分，作为“中国故事”“中国经验”的组成部分的世界意义。政党制度的新范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们能否跳过西方话语陷阱，提高舆论和理论的解释与说服能力，并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话语中突围，是扭转当前“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格局，是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地位的关键。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联组会时提出“新型政党制度”这一重要政治论断，正是我们突破西方强势话语攻势，突围西方政党理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重大成果，也是我们为创造世界政党文明新形态作出的理论贡献。基于历史和现实我们可知，“新型政党制度”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高度概括，是对“中国的政党制度”的“命名”，是对世界政党制度中的一种类型或者模式的总结。一段时间以来，有个别学者有这么一种观点，亦即把新型政党制度理解为多党合作制度的一个发展阶段，然而这样的认识存在对新型政党制度认知和理解上的不准确。因为从历史的视角看，中国的政党制度从1949年确立开始，就是新型政党制度，而不是说发展到今天才成为新型政党制度。“新型政党制度”这一理论概括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我们超越了过去“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这种制度分类标准，以“新”和“旧”来对政党制度进行分类，并赋予政党政治更加丰富的理论内涵与制度内涵，实现了对西方政党理论的创造性突围。这一分类标准深刻说明，以执政党数量和轮替来评价政党制度是形式主义的，只要符合一国国情、文化传统与社会历史条件，能够实现政局稳定、人民幸福和生产力提高的制度就是好的制度；以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来对政党制度进行分类是罔顾事实因而是不科学的，因为这一标准无法解释中国的成功经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政治制度是用来调节政治关系、建立政治秩序、推动国家发展、维护国家稳定的，不可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来抽象评判，不可能千篇一律、归于一尊”。新型政党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新型”，最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是“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国家建构和制度建设的过程中，基于中国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器，以优秀传统文化为滋养，以解决中国问题为导向，对旧式政党制度进行了历史性反思，创造了本质上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政党制度，也完全区别于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模式。作为世界政党政治大家族中的一种新的制度形态，新型政党制度因实现了更高水平的民主，完成了更高标准的治理，巩固了更稳定的政治秩序，超越了旧式政党制度的弊端，成为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新范式，习近平总书记用“三个新就新在”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因此，如果说旧式政党制度只有“众意”与“众意”的竞争，越来越成为纷争的工具，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则从“众意”到“公意”，通过发现“公意”、实现“公意”，成为整合的力量。这一崭新的制度形态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论证，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中得到了生动的呈现。“新型政党制度”之所以能够成为“新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则在于新型政党制度中的政党是不同于西方叙事的政党。在西方政党理论里，政党意味着“部分”，不同的“部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竞争关系，对这种竞争关系进行制度安排，就有了政党制度。这种概念的“政党”一度引入中国，但伴随着过往的议会制与多党制的失败，这种“政党”也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一个显见的事实是，民国初年活跃的那些政党在后面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都已经看不到他们的踪迹。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是在完全不同于民国初年以及西方政党政治逻辑里产生出来的，是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历史任务催生出来的新型政党，他们不是“部分”的代表，而是合力实现“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本身是“政党观念转型与政治实践探索相互激荡的产物”，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她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是带着建国使命而生的革命政党而不是旧式代议制政党。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种自我定位深刻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引领，以人民群众为基础，以不断进行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为手段的新型政党。各民主党派也不同于旧式政党。民主党派基于对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的认识，认为中国共产党是“能够为中华民族的最大利益做事情的政党”，是“革命的先锋队”，因而自觉接受并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执政地位。这种政党观念与政党关系是西方政党实践所没有的，因而也是西方政党理论所没有触及到的，这使得西方政党理论面对中国多党合作蓬勃发展的现实已经失去了解释力，日益暴露出理论的贫困。这也是费孝通针对民主党派是不是政党的疑问时所说“讲政党必须从实际出发，不要从抽象概念讲政党该做什么，更不能以别国的政党作样本来套用于我们自己的政治体制”的深意。一个更宏大的背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政党政治本身的变化，最初内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体系的“政党制度”由于先天就带有不可避免的缺陷，现在日益面临更深刻的矛盾与危机。另外，西方政党制度移植到了很多非西方国家后，不仅不能解决当事国的问题，还产生出许多新的问题。作为对旧式政党制度扬弃的结果，新型政党制度早就充分说明了制度移植的不可行性。由于中国的政党与政党制度从诞生开始，就面临着和西方不一样的历史任务，因而走过了不同的历史道路，形成了不同的特点。这样的社会基础与实践要求，是西方政党理论所陌生的。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土地上所生成的政党政治实践经验被排除在政党政治理论建构之外后，西方政党政治理论的局限与困境日益突出，它不仅失去了对非西方国家的解释力，对西方世界本身的政治生活也日益难以起到指导作用。因此，加强“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构建与传播，把立足于中国经验的理论创造纳入世界知识体系，把来自中国的知识转化为世界性知识，可谓恰逢其时。新型政党制度的鲜明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人民屡次试错后的慎重的选择，有着与旧式政党制度完全不同的历史逻辑、文化渊源与理论基础，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的中国特色主要表现在它不仅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适合中国国情，还在于它能够反映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始终适应国家治理需要。如前所述，新型政党制度是在完全不同于旧式政党制度的历史逻辑与理论基础中产生的。政党制度最初出现在中国，是资产阶级先进分子在制度层面学习西方以挽救民族危亡移植而来的结果。但是，这些努力最终都失败了，中国人民只能寻找新的思想资源、新的领导力量和新的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诞生，新的政治制度模式的探索随之开始。面对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为了革命力量能够最大限度整合起来而不至于分散，中国人民只能联合起来。志同道合所以不谋而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各民主党派基于共同理想与共同历史任务，走上了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道路，成为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党合作的实践先于多党合作制度蓬勃发展。此后，民主党派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实现民族复兴的理想，而“领导”与“合作”就成了中国政党互动模式的新形态。可见，新型政党制度在探索时期就体现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求，以迥异于传统政治结构的姿态，彰显了时代意义。当救亡主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完成，现代化的主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启之时，面对现代化的艰巨性、复杂性，新民主主义革命所创造的“合作”与“协商”就成为重要政治遗产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得以接续，多党合作也就由“实践”自然而然地固化为“制度”，新型政党制度正式确立并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成为“中国之治”背后的制度密码。由此可见，尽管从制度要素来看，“政党”这个概念是来自西方，但整个新型政党制度的建构过程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中国人民自主进行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新型政党制度得以产生的政治前提，领导与合作的有机统一，构成了新型政党制度的鲜明特色。无论对中国传统政治而言，还是对西方民主政治而言，它都是全新的，都是为适应中国革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而生的，这就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在探索的过程中就打上了“中国”印记，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还因为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政党合作之所以在中国的社会历史土壤中开花结果、根深叶茂，新型政党制度之所以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5000多年文明史积淀的天下为公、兼收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为这一制度提供了深厚的养分。正如有专家所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根植于中华文明以“大一统”为核心要义的“共同体”传统。中国政党制度之所以是一党执政、多党合作，而非西方政党轮替模式，就是由大一统传统所决定。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确是倾向“大一统”的，恪守责任伦理，维护国家统一，追求和而不同，主张天下为公，这都让中国人民在政治制度的选择与构建上更偏好合作而非竞争。与这种文化心理结构相对应，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内在结构是“多元一体”而不是“多元竞争”，在功能上倾向“利益整合”而非“利益纷争”，在政党关系上则实现了从政党恶斗向团结合作的深刻变革，在效果上实现了从少数人的民主到全体人民的民主、从选举才有的“周期性民主”到国家治理“全过程人民民主”变革。这种鲜明的中国特色，决定了新型政党制度能够始终根植于人民，始终为人民谋幸福，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成为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保障，这与旧式政党制度只为少数人服务，只有在投票时才唤醒人民、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大异其趣。新型政党制度的世界性新型政党制度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构的，也是在世界民主政治发展的大潮中成长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遵循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积极借鉴和吸收人类政治文明优秀成果，传承了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从这个角度上讲，新型政党制度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不仅是“中国之治”背后的制度密码，也为全世界人民探索更好制度提供了思想资源，为全球政党如何践行政治责任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范本，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政治文明作出的重要贡献。从世界视角来看，新型政党制度的探索与确立不仅与被动卷入世界历史进程紧密相关，它所承载的救亡图存与现代化任务也是世界革命与世界现代化的组成部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开始就深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就是一个具有解放全人类伟大理想的使命性政党，自觉承担了“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历史责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之所以和以往的农民革命不一样，同以往的资产阶级革命不一样，也在于中国共产党这种与生俱来的“世界性”，使之所进行的革命一开始就是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有着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理想——让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