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报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从“枫桥经验”到市域社会治理，这是一个由下至上连续性、梯度性、突破性变革的过程，体现了党在基层和市域两大区域统筹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市域社会治理助推省域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决心意图。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个由“市域” “社会”“治理”“治理现代化”多类范畴组合而成的全新体系，人们总体对其仍较为陌生。从成熟、成功而又相近、相连的“枫桥经验”着手，通过知识迁移，把握“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涵属性，形成相融互促、同频共振效应，对深入理解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枫桥经验”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在关联
“枫桥经验”是一种依靠和发动群众，以综合管理的方式方法将矛盾纠纷化解于基层、化解于萌芽状态，从而实现社会稳定有序的基层治理模式。而“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是2019 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最热词汇之一，其意为整合基层未有或不足的治理主体优势、资源优势和基础优势，在市域范围内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枫桥经验”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紧密的联系。
（一）价值功能一致
“枫桥经验”的实质内核是“矛盾就地预防化解不上交”。就像一个稳压器，即使在遇到狂飙疾进的掘金时代，也能把外界紊乱的社会秩序过滤在本镇甚至本县以外。而市域社会治理的总体思路设计同样是“以防范化解市域社会治理难题为突破口”“努力使市域成为社会矛盾的‘终点’”。近年来，随着农村城镇化、区域一体化、城市群以及大湾区建设等新型空间形式产生，新问题新挑战不断向市域汇聚。市域作为省域与县域之间的承接中枢，拥有比县域以下层级更多的“自选动作”、更足的治理资源、更大的治理空间和更强的治理能力等，在如何使风险矛盾“化解在萌芽、终结在市域、避免不外溢”上，既与“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枫桥经验”殊途同归，又能够在新型空间态势下，依靠市域“主导者”身份和地位打通城市间、城乡间合作共治的“任督二脉”，形成区域更广、效果更佳的城市版“枫桥经验”。
（二）方式方法相通
“枫桥经验”从乡土社会、熟人社会而来，面对具有血缘和地缘关系的乡民，除了强调司法兜底作用外，更多是采用说理、调解、帮教、治保、矫正等柔性手段，由此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市域社会是一个兼农业时代“熟人”、工业时代“陌生人”和信息时代“网络人”于一体的混合型社会，治理对象来自五湖四海、线上线下，其社会层级、价值理念和利益结构错综复杂，因而治理方式方法更应像“枫桥经验”那样灵活多样，避免“一刀切”。陈一新指出， 做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需要运用协商、契约、道德、习俗等社会内生机制以及法治方式综合化解纷争、规范社会行为，并且善于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增强政府决策部署的科学性、风险防控的精确性、打击犯罪的实效性、执法办案的公正性、公共服务的便捷性，等等。这些治理方式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到“枫桥经验”的身影，且在市域社会治理上进一步演绎为组织力、矫正力、控制力、动员力、辐射力等的全面贯穿、全方位渗透。
（三）成效作用互鉴
市域管辖人口多、地域广、各行政层级服务水平与治理能力参差不齐，此外，有些市与市之间还存在诸如水界、林权、矿产等纠纷，需要市域社会治理更具统筹性、综合性和协调性。“枫桥经验”作为中国基层治理的成功样板， 其做法为市域社会治理夯实了基础，提供了素材，让市域社会起点更高、视野更阔。而市域作为承上启下的枢纽，既与省域和国家治理任务对接，亦对基层治理提供实质而强有力的统筹支持，促使优质资源和服务从城市“高地”流向基层“洼地”，形成以点带面、以城促乡带动整体性发展的良好格局。例如， 市域的地方立法资源，可以进一步对发展已久的“枫桥经验”进行理论提炼和制度设计，加快其制度化、法制化、规范化进程，以此增强复制推广的内生动力和持久力，避免“枫桥经验”内卷化、形式化、标签化。
二、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全新课题，国家尚在谋划布局阶段，地方在理论和实践上也不乏探路者。例如，xx“xxx”模式、xx“xx” 行动、xx人工智能化治理等，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也存在一些亟须破解
的问题。
（一）风险预测预防不够

从农业化向工业化、农村向城市化急剧转型，伴随而来的是城乡发展差距扩大、城市社会结构失衡、资源能源短缺以及公共安全事故增多等整体性风险。这种主要由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风险，早在xx多年前就引起xx关注，并告示“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变迁正步入风险社会，甚至将可能进入高风险社会。”面对风险，政府无论在认知还是行动上都存在“慢半拍”现象：一是认知上缺乏现代化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