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探索处理好党和人大的关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也是党执政的制度载体，党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领导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人大及其常委会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运行的重要载体，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一府两院”由它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因此，处理好党和人大的关系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运行的关键，也是党探寻执政规律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当前，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更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需要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进一步处理好党和人大的关系。一、“文革”的教训从反面证明处理好党和人大关系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以下简称《七十年》）一书指出：“‘文化大革命’以尖锐的形式，相当充分地暴露出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体制等等方面存在的缺陷，并且提供了永远不允许重犯‘文化大革命’或其他类似严重错误的深刻教训。”透过“文革”这个历史横切面，可更为充分地分析党和人大的关系在历史上存在的问题。1、“文革”发生原因之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作用没得到应有发挥“文革”初衷和路径选择。《七十年》指出，这场所谓“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由毛zd发动和领导的，他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可以说出发点无可非厚，可视为“窑洞对”思路的一以贯之。据《毛zd正值神州有事时》（以下简称《神州有事》）一书称，毛zd曾说：“你们看，苏联党内特权、官僚集团占据了国家要害部门，捞取大量政治、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老百姓没有什么权利，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我们国家也有这种危险啊！……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担心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毛zd同志主持起草了中国第一部宪法，领导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同志指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zd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情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毛zd同志没有制度意识和法治观念，虽然他说过：要人治，不要法治，也应是针对他认定的特定形势所说。误判“文革”前形势，认为过去各种斗争均无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毛zd认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等。而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等。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作出民主还未形成制度的判断。《神州有事》指出，毛zd认为，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没有形成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现在掌权的共产党在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方面，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前奏——毛zd1965年重上井冈山》一书引用了一段口述，大意是毛zd认为，士兵委员会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长的，它有很大的权力。现在工厂的工会真的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所以，毛zd没有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解决他认为出现的问题，而是借鉴革命战争时期士兵委员会，采取“直接依靠群众”这种无序的“人人起来负责”的“大革命”方式，导致了“文革”的发生发展。2、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作用重在处理好党和人大的关系处理好党和人大的关系是人大制度有效运作的前提。决议指出，他（毛zd）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对此决议指出，党中央负有一定责任。决议还指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就是说，国家包括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也应该有责任防止和制止“文革”。可以说“文革”发动发展，既有党的领袖个人原因，也有复杂社会历史原因等，互相交织。即，毛zd同志削弱以至破坏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就导致难以处理好领袖个人与党的关系，更难以处理好党与人大的关系，人大无法在党的决策中发挥民意机关作用；“文革”这种重大事项也不可能交人大讨论决定，而且即便交人大讨论也无法充分发扬民主，形成正确集中。“文革”期间，自1966年7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8年6个月未能举行会议。反之，假设党和人大的关系已得到很好处理，人大的民主集中制比较健全，党和人大之间有顺畅的意见通道，即党的决策机制有听取人大意见的制度安排（这实际上也对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完善），则能有效防止党内个人削弱以至破坏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能够为党的领导个人和集体提供另一种视角，提供更多的信息，从而提高党的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人大就能在防止制止“文革”中发挥作用。发挥作用的关键要素，就是党和人大的关系得到正确处理。只有如此，重大决策才能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轨道上有序、规范地形成、补充、丰富和完善，并有效避免或以最小代价纠正错误。值得一提的是，决议指出，必须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加强各级国家机关的建设，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成为有权威的人民权力机关等。其中的“有权威”耐人寻味。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权力机关有权威”，是完全一致的，“人民权力机关有权威”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根本政治制度作用的体现，相反，人民权力机关缺乏权威，恰恰是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有待完善的体现，不利于实现和加强党的领导。怎样才能做到“有权威”？则必然涉及党和人大的关系的处理。以法制规范领导个人和党、党和人大的关系。**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高度反思：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zd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决议也指出，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可以说，这主要是强调法制非人格化力量，用法制规范性、确定性、权威性、约束性，规范保障党的领袖和党、党和人大、民主和集中关系的正确处理，可看作依法治国探索起点。二、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十三大以来历届党代会的正确探索：党政分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1、十三大：党政分开。强调：只有改善党的领导制度、领导方式和领导作风，才能加强党的领导作用。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必须指出，党政不分实际上降低了党的领导地位，削弱了党的领导作用，党政分开才能更好地实现党的领导作用，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具体如下：一是明确党和法之间的关系。即党领导人民制定了宪法和法律，党应当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二是明晰党和人大的职责“界面”，在此基础上为处理党和人大的关系指明方向。即党应当保证政权组织充分发挥职能，党和国家政权机关的性质不同，职能不同，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不同。应当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职能，理顺党组织与人民代表大会等之间的关系，做到各司其职，并且逐步走向制度化。三是明确党的领导内涵和领导人大的方式途径。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等。四是明确党的领导格局，其中人大是被协调的一方。即党政分开才能使党驾驭矛盾，总揽全局，真正发挥协调各方的作用。2、十四大：要严格执行宪法和法律，加强执法监督，坚决纠正以言代法、以罚代刑等现象。此后十六大提出，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任何”，体现了依法治国精髓要义。十八大将十四大和十六大相关提法结合并提升，提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十八届三中全会除了再次强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还明确提出，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以上围绕十三大提出的“党应当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所明确的具体要求，包含着处理好领导、个人与法律，以及党和人大的关系问题。3、十五大：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提出，依法治国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统一起来”，就要处理好党和人大的关系，前提是“保证党的领导核心作用”。还提出，要“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两个“保证”，可视为处理党和人大关系的原则。4、十六大：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与十五大有关“统一起来”的提法相比，“有机统一”更强调党和人大互动。5、十七大：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这是从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角度提出的，内在包含党和人大关系。还提出，支持人民代表大会依法履行职能，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把十五大提出的“保证”上升为“支持”，“善于”是对如何领导人大的要求。6、十八大：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充分发挥国家权力机关作用，对人大的表述改为人大及其常委会，并强调了国家权力机关作用；降低党政领导干部代表比例等。三、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进一步探索处理好党和人大的关系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还提出，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作用，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继**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提出要改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再次从整个制度高度提出要求），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等，加上**书记多次强调的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等，包含从顶层设计高度处理好党和人大关系的内涵。按照党的十八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处理好党和人大关系，人大才能在“冲破既得利益的阻挠”等问题上，“动真碰硬”、“敢动奶酪、敢碰问题”，为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坚实法治保障。1、进一步明确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的实质。**同志在党的八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指出:同资产阶级的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为什么这么说？毛zd早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指出，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我们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他们怕说阶级的消灭，国家权力的消灭和党的消灭。我们则公开声明，恰是为着促使这些东西的消灭而创设条件，而努力奋斗。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专政的国家权力，就是这样的条件。不承认这一条真理，就不是共产主义者。没有读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刚才进党的青年同志们，也许还不懂得这一条真理。他们必须懂得这一条真理，才有正确的宇宙观。他们必须懂得，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消灭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路的，问题只是时间和条件。因此党和人大是人民群众的“工具”，党的领导就是为“作主”的人民群众服务，直至“更高级的人类社会”人民直接“作主”，这种服务包括引导、向导、支持、保证等。党的十五大提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等。因此坚持党的领导，既要坚决贯彻党的主张，又要把契合时代要求、有利于人民当家作主的意见建议，向党委反映。要充分反映民意，在立法和重大事项决定中积极提出意见建议，让党的主张更完善；敢于监督，让成为国家意志的党的主张得到落实；人事任免要敢于反映情况，帮助党选好人、监督好干部等，避免在形式上、机械被动地坚持党的领导，实质上不利于甚至削弱党的领导。2、进一步明确党和人大关系的实质是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框架内表现为党和人大的关系。因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党在国家政权中贯彻群众路线最好实现形式，人大是民主主渠道。毛zd同志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时说：“什么时候跟群众合作得好，我们就得到发展；什么时候脱离群众，我们就犯错误，就失败。”可以说如果党和人大的关系处理不好，在一定条件下就等于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没处理好。3、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好党和人大的辩证关系。党作为执政党，党的自身建设的加强，党对执政规律的科学准确把握，是加强人大自身建设、充分正确发挥人大作用的首要因素，而人大能否在党的领导下、在依法履职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也很关键，人大的作用发挥好了，也能促进党的自身建设、党的领导的加强和完善。4、进一步探索完善关于党和人大关系的制度。关键是把贯彻党的主张与发挥人大民意机关作用、支持人大充分依法行使职权有机结合起来。一是确保党的领导，严格党的纪律，完善人大常委会党组落实党委决策责任制、向党委请示报告制度。首先，细化党组和党员人大代表贯彻落实党委决策的责任，有不同意见要及时汇报，在履职前解决问题。其次，细化向党委请示报告事项清单。最后，完善党组在人大常委会的领导核心作用和党员代表模范带头作用的制度，提高说服协商能力，更好团结非党员代表。二是畅通支持人大提出意见建议的沟通机制。首先，完善人大反映代表和选民的意见、建议和批评的吸纳反馈机制。**书记曾指出，敢于公开接受群众的批评监督，正是我们共产党人有力量的表现，也是我们实践自己宗旨的具体表现。他鼓励还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要从制度上让人大敢于传达民意。其次，明确听取人大意见建议的议题清单。最后，支持人大向党委汇报贪腐线索等。三是完善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职机制。首先，探索党委和人大良性互动、完善决策、及时纠错机制，完善人大审议对党委原则通过的议题有重要不同意见的解决机制。涉及重大问题一时无法达成一致，宜暂搁置，党委、人大常委会党组等继续调研，确保科学决策。一定时间内仍存在不同意见，宜由党委按照决策程序作出决定，及时向上级党委汇报。其次，按“健全‘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制度”要求，健全人大常委会党组与“一府两院”党组等动态沟通机制，党委宜参与沟通或听取汇报，及时指导、决策。最后，支持人大按“防止地方保护和部门利益法制化”要求，汇报相关内容。此外，要营造处理好党和人大关系的良好环境。加强全党全社会法治宣传。畅通人大接受监督法制化渠道，使人大向党委提出的意见建议正确准确。党和人大联合调研，为把党和人大的关系更好纳入法制化轨道作理论准备。免责声明：图文来源网络征集，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站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